扶乩“迷信”史
正月十五，月圆之时，在厕所或者猪栏（地点不太美观）边迎接紫姑神，根据偶像的跳动，来预测明年是不是丰收年。
不要奇怪，早在古代，这是人们每年都会玩的游戏之一，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扶乩。说到扶乩，就需要好好解释一下了。它本身是一种占卜方法，别名是扶箕或者扶鸾。出现于中国古代，最早被刘宋刘敬叔的《异苑》记载。后来宋代的《梦溪笔谈》也曾提到过扶乩，而那时候迎厕神紫姑已经成了风尚，降神的日子也不再限定为原先的正月十五月圆之日了。
扶乩来源于古代的占卜问神术。那时候的人们如果有了疑难，就通过龟卜、蓍筮等向神请示，以此来预测吉凶，然后根据神的旨意去办事。西汉以后，产生了大量的谶纬书，道教法师们承袭这门技巧。扶乩降笔，依托神灵制作的道教经书，在魏晋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在东晋哀帝年间（公元362～365年），江东一带天师道（道教早期的分支）异常盛行，时任护军长史的许谧推举能够通神的杨羲到会稽王司马昱（也就是后来打的晋文帝）府上任职。许家世世代代都信奉天师道，他们在京都建业建了乩坛，许谧被封为坛主，杨羲则担任乩手兼纪录人。最初的道教《上清真经》31卷，就这样出自他们扶乩之手，但后世却对此表示怀疑，觉得他们是在假托神明自己造作。北周武帝天和年间，有一位叫王灵期的道徒。他通过扶乩将《上清真经》增修到186卷，其中127卷已经印制发行，并成了道教上清派的教科书，可见道教历史上扶乩活动是多么的丰富昌盛。上清派到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
天师道和上清派在后来逐渐演变融合，到明朝早期发展成为正一道。正一道是目前我国道教的两大主要派别之一。从明末开始，扶乩开始深深影响我国的佛教发展。这种影响一是表现在形式上，即通过扶乩诸佛降临“亲宣”佛法和阐释教义，从而影响佛教教义；二则是佛教和扶乩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之间逐渐融合。清朝中叶时扶乩对佛教的影响，出现了又一个鼎盛期，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乩坛。
到了民国初年，北京城里就已经是乩坛林立了，当时更夸张的是居然出现了专门刊载扶乩消息和乩文的期刊，当时著名的佛教净土宗高僧印光法师、天台宗著名高僧谛闲法师、倓虚法师等，都曾经涉足扶乩。民国初年湖南邵阳县世代信佛的雷应期居士，在拜读了佛教乩文之后，就曾经感慨“不啻如来耳提面命”，意思是说扶乩对于佛法的阐释有着非常积极的功效。扶乩的盛极一时导致了大量经卷的出现，这些经卷基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佛法的注释和批注形式，另一种则是依托名著叙述但实际内容并不完全一样。
说到民国初年的扶乩，就不能不提一件趣事。民国七年的时候，谛闲法师应北京徐蔚如居士的邀请，到北京讲经说法。白城隍（旧时城市的守护神叫城隍）降鸾后听说了这件事，说要去听谛闲法师讲经，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还要请谛闲法师为自己解说。后来，谛闲法师应邀前往，白城隍和关圣帝君也如期降鸾，并对谛闲法师大加赞赏，这件事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头版头条。
到了1945年夏初，重庆成立了国际宗教研究会，发起人为了撰写宣言，就组织了扶乩，请济公降临乩坛为研究会题写个宣言。曾出任中国驻印度等国外交使节、信奉基督教的卢春芳先生，亲眼目睹并记录下了济公降临乩坛所写的乩文，济公以“钟灵毓秀”为韵，题写了中英文对照的《国际宗教研究会宣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扶乩业走上了国际化道路。在国风开放、经济繁荣的唐朝，扶乩传到了日本，之后由日本传到了荷兰，再由荷兰传到了欧美其他各国，开始了扶乩的异国之旅。在日本扶乩被称为“灵子术”，西方国家则称扶乩为“维吉板”，研究扶乩的组织叫做“灵学会”，能够组织扶乩和与神交流的人则有另外一个称呼——“神媒”或“灵媒”。
当然，不得不说的一点是，扶乩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科学不能解释的真相，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扶乩被取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