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儒家执政理念何时了
法家经典论述“法生德”
法家除了严格界定了家庭伦理与社会公德，还主张“法生德”，这与儒家树立虚假的圣人道德模范，主张“德生德”完全不同。晋法家经典《商君书》在论述为法生德方面很全面，我们引述如下。
《商君书》指出，空谈仁义没有意义，只有法治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仁义。《商君书·画策第十八》上说：圣人能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他统治民众，就像利用高低地势控制水流一样，又像用易燃物品的干湿来控制火一样。所以说，仁者能对别人施加仁慈，却不能使别人变成仁人，有道义的人能够爱人，却不能使人们互相爱，因此，光凭仁义道德是不能治理好社会的。圣人一定有让天下人信任的品德，又具有让天下人不能不信任的法律。所谓的道义，是说作为臣子定要有忠心，作为儿子一定有孝心，长幼之间有礼节，男女之间要有别，不同于道义，就是饿死也不能苟且吃饭，就是死也不能苟且偷生。这才是有法可循。圣明的帝王不重视道义而重视法律，而且法律严明，君主的命令一定能贯彻执行，才可以。（原文：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故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商君书》还认为，只有以刑去刑、实现人与人之间互相监督才能维护社会道德，空谈“仁义”的唯一结果就是“残暴”。《开塞第七》中有：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过也不致漏网。治理人民能够使大的奸邪不产生，小的罪过不漏网，国家就治理好了。国家治，就必定强。一国这样做，他的国家就可以安宁。两国这样做，战争就可以稍稍停止。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归于道德，而“义”反倒合于残暴。（原文：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齐法家在论述“法生德”方面走得更远，他们一方面反对以“爱民”用民，另一方面明确指出“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管子·任法第四十五》）。《管子·法法第十六》中有：考察君主之所以爱民，乃是为了使用他们而爱的。为了爱民的原故，不怕毁坏法度，削减命令，那就失去爱民的意义了。单用爱民的办法使用人民，则人民不服使用，这是很明显的。善于使用人民的，他可以用杀戮、危害、劳累、饥饿、口渴等方法，用民者可以用这些手段，而人民没有考虑以为害己，是因为明王在上，道和法通行全国，人民都能舍弃爱干的私事而做不爱干的的公务。（原文：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