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华文明复兴的现实基础(4)

以《韩非子》为例: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法家不能入仕之后,治韩非学说者逐步减少,只有诸葛亮那样的政治精英才出于实用目的研读,唐代尹知章和宋代谢希深也曾注《韩非子》,但治其学者可谓少之又少,以至于市面上很少见到,“几于失传”。

至明,对“有侮圣言”的《韩非子》的研究才呈复兴之态。当时著名学者如归有光,焦闳等人都曾为这部书作过评注。张鼎文认为《韩非子》“古今学士列于诸子,与经世并行,其文则三代以下一家之言,绝有气力光焰”。李贽“喜读韩非之书”,并在《焚书》中对韩非等先秦法家人物大为赞赏,认为先秦法家人物“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

韩非(约前280至前233),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著《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见其中《孤愤》、《五蠹》等篇,赞赏说:“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明人对《韩非子》称赞者有之,刻本也很多,不过文字校勘方面却少有成绩。清代经卢文弨、顾广圻、俞樾、孙诒让、王先慎等的持续努力,《韩非子》一书才得以系统地勘定。

中华原文明典籍的复活除了清朝学者的校勘整理之功,还有现代考古学的重大发现,特别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黄帝书》、《秦律》、《汉律》的出土,消失千年后,秦汉文明的治国理念,法律条文赫然屹立在世人面前,他们有如抽打这个古老民族灵魂的闪电,爆出一连串的思想惊雷——黄老不是无为而治、秦法不是暴法,中国文明底色不是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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