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
通过对中华文明原典的研究，我们不仅发现了中国古典哲学、政治经济思想的核心，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学术的学术体系，这种已经在东亚大地上存在了数千年的学术体系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生成背景不同，她是中国知识精英层层累积的结果。
如上所述，中国的学术皆出于官学，而西方学术则出于私学。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1884~1955）言“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所以我们读中国的经典学术著作，千万不要以为《黄帝内经》就是黄帝作的，《商君书》就是商鞅作的，这些书是一代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学术成果层层累积的结晶。比如《商君书》是晋法家商鞅学派的代表作，其中应有商鞅本人的作品，但也包括许多商鞅弟子、后学的多次整理、附益和增饰，书中的一些事件是商鞅死后才发生的。
中国学术出于官学还能从《尚书》、《逸周书》、《周礼》这样的西周官方文献中看出来，《逸周书》可谓中国学术之母——政治、经济、兵学、小说……无所不包。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周朝的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穷得没有钱办丧事，各类职官就带着经典奔向各诸侯国，这才有了诸子百家。诸子百家实际上只是官学的不同方面，大体是以道家为哲学基础，以法家为政治经济架构，我们能从西汉统一后诸子百家陆沉，黄老治世理念中清晰地看出来。汉以后中华原生文明儒化，官学的这个特点变得模糊了。
西方学术不同，从古希腊时代起，学术就为有闲阶层私人垄断。读亚里士多德的书，作者就是亚里士多德，读《几何原本》，作者就是欧几里得，“知识产权”清晰。当然西方的政治家也曾影响过学术，但西方学术的主流从来就不是官学。
中国学术著作的作者都分不清究竟是谁，于是在有些人眼里中国学术都成了非学术，最多是“术”。比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吧，绝对不能叫经济学，最多叫理财之术，桑弘羊，陈云则为理财家。这些人不清楚，《九章算术》并不比《几何原本》落后，《孙子兵法》可以同西方任何一本战争理论抗衡——中国学术是我们的先人智慧层层累积的有机体，是我们的国魂！
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第二个不同点是他们的概念体系和学术范式不同。
西方学术受柏拉图及其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创办的学园（Academy）的影响极大，注重反映事物共相的概念并按照严格的逻辑寻求真理。年轻时欧几里得曾在柏拉图学园里攻读过几何，他的《几何原本》后来成为西方学术的标准范式。
据说在柏拉图学园的大门口刻有“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几个字，西方学术的泛数理化倾向也在那里形成。这不是说柏拉图提倡十年数学教育有什么错，而是因为他不依赖对天象的观察，主张凭借纯粹的数和图形来研究天体运动的学术方法。西方现代经济学数理化已经荒唐到了这样的地步，学完经济学的大学毕业生甚至看不懂公司的财务报表——历史事实是，数理化最初几乎仅限于经济应用领域，而不是经济理论本身。
中国学术不重视概念的定义以及严密的逻辑推理，她重视感知和意悟，对知识内容的直接阐发，而且常常用类比和比喻的方法。今天我们读《韩非子》、《墨子》这样的中国学术原典，就知道他们不是用西方学术论文的体裁，而是用散文体写成的，语言极为优美，道理极为深刻。
比如中国学术中讲产权要公私相分，不是从什么“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假定开始推理，而是讲了一个“百人逐兔”的故事，要人们理解政治经济体系中公私分明的重要意义。《吕氏春秋?慎势篇》引《慎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分定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