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尔田看到了道家在中华文明中的基础地位，将之称为“六艺之宗”、“百家之祖”、“儒者之师”。在《史微?原道》中他写道：“昔者黄帝既执道以济天下矣，知道为君人之要术，得之者昌，失之者亡，故立史官而世守之，以垂诫后王，非得道者如夏之终古，商之向挚，周之辛甲、尹佚，莫能居是职焉，而一时佐人君明治理者，若伊尹辅汤，鬻熊、太公与周，管仲治齐，亦无不推原斯学，以秉要而执本。降及东迁，天子失官，老聃乃以守藏史述黄帝上古之言，著道德五千言，庄、列、关尹之徒羽翼之，号为道家，盖始此矣。是故道家者，君人南面之术，六艺之宗子，百家之祖而我孔子所师承也。”（（张尔田，《史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24~25页）
黄老著作《黄帝四经》1973年才出土、张尔田不可能看到这本书。他在《史微?原法》中竟能深得中华道/法原生文明精髓，得出“法无道则失本，道无法则不行”的结论，另人叹为观止。他写道：“法家之学出于理官，《汉志》（指《汉书?艺文志》——笔者注）明言之矣，盖道家者，君人南面之内术，法家者，君人南面之外术也。法无道则失本，道无法则不行。”张尔田接下来的论证也极为大胆，因为他当时只能猜“黄老”的学术源流。“太史公为《申韩列传》，曰：‘申子之学本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又曰‘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尹文子亦曰：‘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故穷则徼终，徼终则反始。始终相袭，无穷极也。’是可见法家之为用，盖不能离道矣。故法家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张尔田，《史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39~40页）
张尔田超越了他的时代，也超越了今天许多学者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在《史微?原儒》中，张尔田一反汉武帝抑黜百家后，将史统定于孔子的作法，称孔子“实兼道家”。如此“离经叛道”，今天读来仍有振聋发聩之感。
诸子书等中华文明原典的再现
摆脱将中华文明混同于儒家的误区，对于中华道/法原生文明的透彻认识，无疑是张尔田的天才之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张尔田的发现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
明末清初，中华原文明儒化趋势已经开始扭转，集中体现为诸子学的兴起。
明朝末年，心性儒学理学在已经成了纯粹的空谈。除了心性之外，实用之学尽失。清初大儒李恕谷（1659——1733年）评述说：“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所以明末倡经世致用的学者开始关注子书；当时大多数学者来说，子学仍处于次要位置，只有李贽、傅山等少数人将子学放在与经学平等的地位。
另外，明朝刻书业发达，诸子书得以大量刊刻，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文明原典的再现。这些书有的以合集的形式出版，有的单本发行。合集如《六子书》，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扬子、文中子皆列其中。著名的《二十子》为吴勉学所辑，初刻于万历年间（1572——1619），包括：《商子》、《韩非子》、《管子》、《鬼谷子》等诸多齐、晋法家经典文献。
明人刊刻子书相当粗疏，有时甚至出于己意妄加删节。子书的校勘整理是由清朝学者完成的，他们的目的多是为了以史证经或以子证经，无心插柳柳成荫，结果却是诸多中华学术原典子学的全面复兴。
清儒对中华文明复兴的伟大历史贡献是不能抹杀的。今天我们走进任何一家书店买任何一本诸子百家的经典，都渗透着清儒二百年学术工作的心血。经过他们整理，这些书不仅可以通读了，且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本来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