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在论述宋代政治文化时，把士大夫分为两个壁垒分明的阶层：职业官僚和以弘道自命的士人。其实不光宋朝如是，中国历代传统知识分子多可作此划分。偶尔有一些知识分子身兼这两种特性，便毫无疑问成为楷模，如曾国藩。不过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像曾国藩这样的人物太少，更多是一些慷慨激昂的“名士”。他们以重建治道自命，但又身处“体制外”。他们通常自负于宏大的目标和责任，而其自身的缺陷又与这种圣徒式的使命感相违逆。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况，使得他们时而是“坦荡荡”的君子，时而又是“常戚戚”的小人。他们的标准形态，是在人前慷慨激昂地宣示立场，仿佛非其人不足以弘道护国，但若是真的治国兴邦、兴利除弊，他们便会一筹莫展。戊戌变法，让这样的一班人领导，其结果可想而知。此时的袁世凯虽然还不能跟曾国藩平起平坐，但他毕竟是“体制内”的人，多了几分成熟和考量，遂有告密的举动。戊戌变法，后人多指责因袁世凯的背叛而失败，感慨、痛惜中国因此错过一次发展的良机--其实有些东西可能注定只能是“错过”。
戊戌变法已逾一百余年，今天重提它，仍感觉沉甸。甲午战败后，康有为等读书人，多少怀着图强的信念，想通过着书立说，通过进谏，引起权力高层的重视，进而谋求到更高的职位，以便在高位上对推动国家进步贡献更多的作为。康有为自诩为圣人，在他政治活动的早期，就热衷于名利的追逐。他为了名利在撰写着名的《门灾告警折》时擅自加入了恭请慈禧继续垂帘的内容--慈禧归政后，中外臣工有紧要奏章，仍然要呈达慈禧，并在台头恭书“太后圣鉴”。就是说，慈禧归政后，至少还要当一半的家。这一条还要请朝廷下达给九卿，一定要严格执行。后来，光绪帝器重了他，他就把慈禧晾一边了，完全站在了光绪帝这边，甚至还有“围园劫后”的计划。所以他博取功名的欲望，似乎比一般知识分子强烈些。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康有为毕竟还是心怀社稷的。1895年，当《马关条约》即将签署的时候，他就异常气愤，于是有了“公车上书”的运动。他的爱国情怀感染了不少当时的知识分子，他的名字也随之更为广泛地被人们所提起，甚至到今天，人们还在赞颂他。有些读书人金榜题名，春风得意，熟稔黯然于仕途，把“国家”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过着悠闲自在、风花雪月的世俗生活；有些读书人怀才不遇，满腹牢骚，一有机会就特别钻营，以期博取权力，过足权力的瘾；有些读书人金榜题名，心怀社稷，想以此为君为国效命。康有为不属于最前者，他科举中士，但并没有过着风花雪月的生活，而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了谋求更大作为之上。年轻的光绪皇帝确实应为我们所尊重，他确实想有番作为，所以当康有为的慷慨激昂，到光绪帝那里，马上就迸出了火花，一拍即合，顿感世间将迎来曙光，万物将为此改观，国家将富裕强盛。
康有为作为一名倡导变法图强的名士，他的变法主张得到光绪帝肯定后，就越发显示出活力。在他的鼓动下，维新变革如潮水般迅猛铺开。光绪帝也越发兴奋起来。光绪帝在短短的一百多天里，就想改变四万万中国人四千多年来的保守思想。他要让当时连钉子都不会造的中国人开始修建铁路；他要让一向唯恐惊动神灵而不敢深耕的中国人去开采金矿、银矿、铁矿和煤炭；他要让各省都建起大学，而在过去的四千多年里，整个中国都还没建造一所像样的大学……光绪帝的想法似乎过去天真。在康有为等维新书生的鼓动下，本来主见不多的年轻皇帝，就更加失去了理智。“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光绪要把几十个同样困难的问题都解决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京城里组成了一个维新派，成员多是激进甚至鲁莽的年轻读书人。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真正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他们其中有不少人才华横溢，但却被变法的热情冲昏了头脑，他们忘记了掌握国家大权的是统治了中国四千多年的那些思想保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