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这些维新主张，虽然还有些笼统，深度和系统性都不及1895年7月给光绪帝的《尊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上已介绍），但袁世凯这次的说帖相对当时众多的变法主张，也有其可取之处。后来的学者们把袁世凯的这次说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主张加以对比，得出了耐人寻味的结论：
（一）康有为等人主张变法从中央政府改起，而袁世凯主张从地方开始。康有为在《外衅危迫，分割洊至，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开制度新政局折》中，把效仿日本进行变法的经验归纳为三条：一是大誓群臣，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是开制度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是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为了推行新政，康有为还建议在中央设立十二个新政局，诸如法律局、税计局等。不难看出，康有为的改革方案重点在中央政府的变更，而新政的核心则在于使他和同伴们进入制度局，也就是说，康有为的改革重点是使包括自己在内的维新派能在中央政府中执掌政柄。这就不能不招致慈禧等人的殊死反对。而袁世凯的维新主张，则先遴选两三个忠诚明练督抚，参仿西法，于用人、理财、练兵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期成效，待而推广各省。袁世凯的维新改革主张不涉及中央政府，循序渐进，阻力自然不大，自然能得各方接受。这也显示出，政治人物和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的区别，那些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一提到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恨不得来个天翻地覆，彻底的革新，而对其中复杂的局面向来是熟视无睹的。而处在局中的政治改革者们，既主张改革，但也多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因为他们更希望改革能少些阻力，少些动荡，最终能得以顺利进行。相比而言，谁才是真正的改革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维新运动如果不是康有为等人主导，如果是局中的袁世凯等人主导，维新运动或许不会失败得那么惨烈，或许君主立宪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二）康、袁对改革中如何对待老臣勋旧的策略不同。康有为在变法伊始，就跟荣禄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荣禄听后怒其狂悖，就向慈禧进言：康有为乱法非制，皇上如过听，必害大事，奈何？康有为年纪轻轻，就得光绪帝赏识，正可谓得意忘形。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称新旧水火，势不两立，要光绪帝采取“大举动”，以“震悚”守旧老臣。康有为毕竟书生，变法改革的深浅还没摸清，就想“大举动”，杀几个一品大臣以“儆猴”。而袁世凯毕竟是局中人，权衡利弊远在康梁等人之上，袁世凯提出的“勋旧疆臣，未便屏弃，因可厚禄以养之，崇秩荣之，至天下事非才不理，断不宜值此累卵之危，使膺国家之繁剧”，这就好比我们的改革开放，守旧之人得以厚禄养之，贤能之辈得以重用，改革就会少些阻力。在中国办事，你有时候不中庸还不行。
袁世凯给翁同龢的两次说帖，“无论从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改革方案的设想，都比当时的京官显得有远见卓识，变法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深刻感人，足见其忧国忧民，赞同新政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