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国门被打开，但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桩偶然的历史事件，天朝之国的心态还牢牢占据统治主流。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再猛敲了几下这个“中央之国”，于是乎就有了“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自强运动先从培养人才、推行军事现代化和工业化开始，建立翻译馆、新式学堂及派遣留学生等来吸纳西洋的火器、机器、科学知识等。接着，又开始把眼光投向实业，诸如轮船、铁路、开矿、电报等，以发展企业，增强财富，提升国力。自强运动，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挣扎，应该为我们现代人所尊重，但此时的世界，是帝国主义强化的时代，它们不会坐视中国的自强，纷纷前来破坏，特别是自强运动的中后期。1874年，日本人侵略台湾及1879年吞并琉球群岛；1875年，英国试图打开云南大门；1871～1881年间俄国强占新疆伊犁、法国攫取安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意气风发的袁世凯无味于科举，投身军界，效命疆场，安内攘外。
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袁世凯带着他的家仆王成和乡邻赵国贤前来投奔吴长庆。袁世凯厕身军界，既是无奈之举，也是兴趣所向。袁氏家族本是书香门第，曾祖袁耀东中秀才，实现了科举入仕的真正起步。叔祖袁甲三28岁中举人，29岁连捷进士。祖父袁树三、叔祖风三、重三也都中秀才，成了廪生、贡生。到了袁世凯的父辈，有袁保恒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保龄、保庆（袁世凯嗣父）中举人，保中（袁世凯生父）取副贡。袁世凯的父辈们，当然也非常希望袁氏家族的第四代子孙们能继续走科举考试取功名这条正道，于是他们更加重视家学。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袁保龄在北京设立了专门的私塾学校，供自己的子女们上学。袁世凯、袁世廉等也被从河南项城带到北京学习。因为他们希望袁氏子孙们，能通过科举之路，跻身正道，光宗耀祖，形成大望族。要想博得功名，成就一番事业，科举在当时无疑是正道，甚至是唯一的道路。可袁世凯两次科举，均以名落孙山而告终。虽然，对于一个才20出头的年轻人来说，科举之路还漫长，两次失败，也并不能完全说明什么问题，许多学人是考了大半辈子都没中。但两次科举的失败，显然打击了袁世凯的信心，使袁世凯对科举有了怯意和无奈之感，自觉无窍于科举。这也是为什么，当他接到吴长庆之信后，就抛下妻儿，远走他乡，前来投奔了。另一方面，袁世凯对军务也多有热衷，他原本就不是一个安于本分的人。早年跟随嗣父在南京的时候就十分淘气顽皮，整日结伙习武斗殴，骑马闲逛于南京各名胜闹市，甚至结伴冶游青楼。一个平日喜欢走马试剑的人，成天困在笔砚之间，其感受是可想而知的。
人是有天赋的，有人善于科举应试，有人善于挥刀弄枪。袁世凯投身吴长庆后，吴出于爱护，希望他安心攻读，再次应试，并让幕僚张謇、周家禄辅导他。袁世凯本想谋个差事干干，但吴长庆的一番好意，又不能不领，于是就在军中跟张謇、周家禄学文章。因为科举在当时毕竟是正途，也是最高欲望。袁世凯确实也努力了，他也想中举，给自己争些脸面。但他的天赋似乎不在科举应试，而在谋事。侯宜杰的《袁世凯三部曲·第一部逞威属邦》中有这么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袁世凯谋得庆军营务处差事后，就想有一番作为。军中那些枯燥无味的教条，他都认真研读。他对庆军中将骄兵惰的风气感到不满，决心整治整治。当时，有两帮人马因为赌博打了起来，为首的是一位叫梁大海的人。梁大海平日里就经常聚赌打架，他所在部队的营官也以有功自居，军纪散漫，对部下多放任自流。两帮人马赌博打架，正好给袁世凯以整饬的借口，当好好把握。袁世凯假借吴长庆之命全权处理。他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后，就下令把梁大海给砍了。本来有不少人还不拿袁世凯当回事，结果梁大海人头落地，大家都被镇住了，知道军纪的厉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