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提出包括韬光养晦在内的“24字方针”时，中国的国际处境处于毛泽东去世后最困难的时期。随后不久，市场经济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并开始走上高速增长的道路。
1991—2001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3.4％，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长2.6％，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5.6％。而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以上，为同期各个经济体中最高。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出现了不断赶超的局面。
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按照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换算，1985年，中国的GDP为2664.4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八位，排名在加拿大、巴西之后，到了2000年，增加到10800亿美元，超过加拿大和巴西上升到第六位。2001年，中国的GDP达到11768亿美元，接近法国2000年的水平。而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200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研究，按照购买力评价国际美元计算，1999年全球前十位的国家排序以及相对美国的GDP水平是：美国100，中国51.2，日本34.7，德国21.4，印度20.8，法国15.0，英国14.5，意大利14.4，巴西12.3，俄罗斯11.0。根据上述计算，中国用购买力评价国际美元衡量的GDP，相当于全球总量的1/10以上，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中国GDP总量1998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在美国，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以及美国政府，接受了购买力评价方法，根据这种方法，美国政府计算的结果是：中国2001年国民生产总值是6万亿美元，美国是10万亿美元，日本是3.5万亿美元，德国是2.2万亿美元，英国是1.5万亿美元。根据这个数字，中国是美国的60％，位居世界第二位，是日本的1.7倍，是德国的2.7倍，是英国的4倍。
中国经济力量的迅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有关中国的话题，比如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总是唤起舆论的喧嚣。中国成了世界性论辩的对象。当然应当指出，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即使在其内部分裂，战乱频仍的时代，在全球战略格局中，中国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更何况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大国进入世界体系，一定会给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带来巨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与世界关系相关的政策调整，就是一个现实的、无法回避的课题。
我们用几个标志性事件来描述这一调整过程。
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这个悲剧性事件终结了冷战时期形成的国际架构，为大国捐弃对抗创造了条件。大国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更为凶险，更难预测。中国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与美国站在一起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立场。也正是这一事件使中国自己和国际社会重新“发现”了中国的地缘价值，并推动着中国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中国及时地、成功地将这个“新发现”转化为政策。正如珍珠港事件和对日本的战争使美国发现了中国的价值那样，“9·11”事件以及和美国的战略和解，使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提升。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利把中国视作“四大国之一”，在敦巴顿橡胶园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主张把中国列为“负责和平的四大国之一”。对中国的战略定位，赫尔利说：“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此，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从目前来看，中国尚未恢复到二战时期获得的那种远东中心的地位。但是，假如应对得当，如果当前的势头不出现逆转，中国达到那样的地位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