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小时及中学时代曾选读过《论语》，在我的印象中，它是一本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们言行的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化所必读的一本好书。想不到在年过六十后，因某一机缘，受到好友陈一川君的鼓励，重新仔细翻阅这本书时，出乎意料地竟然引起了震撼、遗憾和恼怒三种不同的情绪。
我震撼的是：到现在才发现《论语》这本书里，到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和德性的馨香。它不但对个人人格的塑造、善化与美化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对政治的良性发展和国计民生的大根大本，也提供了极其高明的指导原则。它不只是中华文化的精品，应该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
我遗憾的是：中国有这样好的东西，却在五四运动之后，遭到部分人士以偏激心态来推行西化，被无情地鄙弃了。继而在“文化大革命”时，又遭到连根铲除的摧残，以致在今天，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十三亿同胞中的绝大多数不但无缘一读此书，甚或不知此书的存在。文化上发生了大断层，实在太可惜、太遗憾了。
我恼怒的是：经过仔细研读后，我发觉这本已在中国被广读了约二千年的书，注解虽然从古到今已不下数十百种，竟然还是到处充斥着迂解和曲解，真是令人不能置信，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而我预期着当我国经济发展上了轨道后，必然会有不少人开始研究自己的文化而读到《论语》。读《论语》得看批注，如果这些迂曲的批注见解，使得有志于中国文化的后学，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误解或轻视，那是何等可恼的事！
想久了，恼多了，这些“迂曲”好像逐渐变成了我体内的病毒，有务必去之而后快的感觉，这就是我立志要写此书的一个主要原因。
迂解和曲解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我想，原因大概可归纳如下：
一、《论语》本身。
A.两千五百年前，文化工具不发达，没有我们现在的字典、词典可以统一参考，所以在用字上常有借音甚至音误（因发音相近而误听）之事。这些借音或音误的字，常使后人因文生义而误解。
B.因书写困难，用句相当简约。有时简约过头，把主体语言的上下文省去或把谈话的背景略掉，结果独立的一两句话就成了断章。后人据此断章而取义，当然就容易发生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