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李文兵。”
她说：“李文兵又是哪个唦？”
我笑笑说：“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小贱货的弟弟。”
按理我不该跟她笑，要板着生铁脸，但我还是笑了笑，我用嘴角往右挤，把笑意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我这种笑应该叫皮笑肉不笑。平常小鸡公说我这是阴笑，还说这么笑很伤人，尤其伤人自尊。当然那天他不这样认为，凭他插队时跟乡下人打交道的经验，他认为我这么笑是没一点用的，乡下人根本不睬你这些的，而对付这种乡下泼妇，你只有破口大骂，否则她是油盐不进的。我摇摇头说：“她还给我姐姐吃过一个荷包蛋呢。”
我们带着柴油灯回去时，在村头碰到了黄跃春，就是当年的小队长。他还跟李玖妍信中描绘的那样，像一个黑树墩，只是头发全白了，脸皱得像树皮。黄花萍跟他打招呼，他看看我和小鸡公，和黄花萍说了几句话，便低头走路。他前面走着几只黑山羊，他走路时眼睛盯着他的山羊屁股。我看着他和山羊走过去，心想这就是黄跃春？
当年黄跃春没少吃我们家的上海奶糖和油豆泡，还有咔叽布料，花洋布，衣服，鞋子，尼龙袜，还有烟酒和蛋黄酥。当然，拿过我们家东西的不止他一人，拿的最多的就是主任兼书记杨老八。李玖妍从插队的第二个春节开始，就给人家送东西了。看着她提着沉甸甸的上海牌旅行袋歪着身子走出家门，我妈有时候会像个家庭妇女那样叹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都是从牙缝里抠下来的。”
以前我妈是很注意自身修养和气质的，生怕会沾上一般家庭妇女的习气，比如穿衣服，她只穿列宁装和上海装，做饭做家务时宁肯换一件旧衣服，也不肯系围裙。她不唠叨，不咒人，不说或尽量少说市井俚语，不大声喊叫，不抠抠索索婆婆妈妈，就是要抠抠索索婆婆妈妈也绝不说出来。可现在她没办法了，不知不觉地就换了一副平常家庭妇女的神态了，尤其是说上面那句话时，完全是那种家庭妇女的惯常口吻，可见日子真是一口锅，人又是多么地不经熬。
李玖妍也在变，并且变得很快，这符合辩证法。在沙口村的第二年五月，她就好意思跟别人争荣誉了。她写信回来说，沙口村评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她没评上，但她觉得这不是她不努力，而是有人戴了“有色眼镜”。他们评的是结巴子王大勇，她想如果王大勇比她积极，比她更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她没话说。虽然王大勇人不错，可是作为一个积极分子，他确实不够格，一个平时吊儿郎当的人，怎么能当积极分子呢？她和魏红都不服，两人在溪边洗衣服时说好了，大家分头去问，一定要问个清楚。李玖妍便去问小队长黄跃春，这个积极分子是怎么评的？没开会没投票，凭什么就评出来了呢？黄跃春只是嘿嘿地笑。她觉得这里头一定有名堂，她又找了大队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杨老八，杨老八也是嘿嘿地笑，笑过之后就批评李玖妍，你还要求入党，却跟人家争荣誉，这不好呐！这么多知青，你看谁像你这样问？李玖妍被杨老八说得发愣，怎么会是我一个人这么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