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作人：延安只认识毛泽东
著名“胡风分子”贾植芳说：“我的嫂嫂李星华，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的长女。1937年日本侵占北平后，定出严苛法令：凡离京外出者，均需有人作保，如发现有不轨行为或反日行迹，连同保人严加惩处。李星华想去延安，但无人敢作保。周作人当年与李大钊在北大任教授，二人曾是学术好友。他毅然为李星华作保，并且资助路费。临行前，周作人对李星华说：‘你一路多加小心。我在延安，没有什么熟人，只认识毛泽东，你见到他，代我问他好。’那年，是我在陕西接应嫂嫂，把她送到延安。”
◎ 朱洗：墓碑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开展的消灭麻雀的全民运动中，著名生物学家、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朱洗顶住巨大压力，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比如，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了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育、张孟闻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后来，由于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以及自然的“报复”，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科学家却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等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朱洗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红卫兵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 章乃器：保留“学生腔”
1971年3月10日，章乃器在一封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曾谈到剥削阶级的一个传统：“他们左思右想的，消极的是保守既得利益，积极的是垄断产业，传之子孙。这里重要的是‘保守’、‘垄断’和‘子孙’三个概念。所有世袭制、遗产制、门阀制乃至血统论，都是从这三种概念发展起来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在信里章乃器回顾了自己历尽忧患的一生中，如何靠着一颗“勇往直前的纯洁的童心”，在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名利冲突几个节点上的抉择，并自我总结说：“我踏进社会50多年了。在这50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所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挫折和打击也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悔。因为，我觉得心安理得是最愉快的。现在我更加热爱我这颗童心。”
◎ 俞平伯：知堂弟子
居知堂“四大弟子”之首的俞平伯（另三位是废名、江绍原和沈启无），对知堂周作人一直遵“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20世纪40年代末，俞平伯先是致函胡适之，后又与沈兼士、邓以蛰等名教授联名呈文国民党政府，要求对知堂从轻发落，“俾就炳烛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译”，被士林誉为古道可风。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是俞平伯向全国文联建议组织知堂和王古鲁、钱稻孙一起到西安旅行，这是知堂晚年唯一的一次出游，身心大快。及至“文化大革命”浩劫，俞平伯在惨遭“红卫兵”抄家批斗、受尽折磨、自顾不暇之际，仍偷偷向学生吴小如打听知堂的消息，其笃于风谊由此更显得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