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25日日记： 去埃弥（萧老）家上班，头仍昏，坚持给他整理编辑集子。埃弥说，正准备给我写信呢（我病了几天）。“我可怜的小女儿！”他说。他告诉我：“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位编辑准备写我的传记，一点感情也没有，写就写吧，给了他一点材料。我是准备让你写我的传的，就像你给《羊城晚报》写的那样。 “他留我吃午饭，说：“总想让你多待些时候。 “ 1983年2月2日日记： 近几天一直在赶写文章，心情极难过，可怜的老爸爸，你终要离我们去了吗？上午去305医院几乎是奔进医院大门，脚步越来越急促，脑子里闪现可怕的画面 ……我坐在旁边等他醒来 ……他睁开眼睛 ……小冯伏在他耳边说：“高陶来了。 “他张开大手和我握，头脑是清醒的。
这竟是最后的握别。两天后他和他深爱的世界永别。
一切都是那样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一个阅历深厚的、睿智的、正直的、慈祥的诗人，握着笔在灯下写着、写？着 …… 令我最难忘的还有一点，是我所经历的许多领导难以做到的，那就是，萧三对我性格缺点的包容。我的性格有严重缺陷，曾获”冒傻气“（故我笔名用其谐音：莎芪）与”目无领导“绰号。所幸我在机关接触人少，流传不广。比如：领导让我写篇文章，说：“算两人合写。 “我写了文，署了两人名字交上去了，领导不悦，发表事作罢。领导”垂青“我，”谢绝了其他人的好意“，指名要我写他的”传“，我以”萧三还有许多遗留工作要做“婉拒，领导不悦。
晚上，领导约我去他饭店的包间，我当众说：“对不起，我有约会！”领导愠怒。舞会上一中年男子邀请，说：“我是×××。 “我”嗯“了一声，无话。
他又说：“我是 ××省的副省长。 “我又”嗯“了一声，无话。从此副省长不再邀请我。有一年茶话会上，我和一位同志聊得挺好，我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我叫王巨才。 “我说：“哦，听说过这个名字！”当时把坐在旁边的小常吓了一跳，替我捏了一把汗，不知我还会说些什么混话呢？王巨才，作协“二把手”（当时），谁人不知？天天开会坐在主席台上，就你高陶不认识！从此高陶“目无领导”的轶事就传开了。所幸王巨才同志心胸宽广，毫不放在心上，照常说笑，还邀请我跳舞，令我感慨万端。后来虽没有再单独遇上过，但在我心里却增加了对他的敬重和感激。
应该说，萧三对我的这种缺陷不止一次地“领教过”，他原谅、他包容，他甚至说“是单纯、是纯洁”。试想，在这种从不担心“说错话、办错事、受排挤、受压制”的氛围下，你能不全力以赴，拼了命地干事情吗？
工作上，他支持我鼓励我，他亲自给《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编辑部写信（两信大致相同）：“1936年我用俄文写的庆祝罗曼?罗兰七十岁寿日的诗，曾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现由高陶同志（我的助手）译出，我已看过，认为译得很好，特投给贵报，如能在 1月29日发表更好，不用即请退还我。至为感谢 ……” 后来我找到了萧老的这篇原文，便主动去信索回了我的译文。为此萧老还有些意见，几天后他写给我：“你译的诗实在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解放日 报》原拟采用，你何必去信取消呢？我的原作许多人都忘记了。你费了心血的，以后在别处发表吧。在北京医院时，赵朴初也认为译得好，虽只短短几句 ……”（1982年2月12日） 劳动虽然白费了，却换来萧三的认可，这比译作发表更让我高兴。世上没有比你的劳动得到你所尊敬的人的肯定更快乐的了。
萧三对我信任是真诚的。他曾在给姜椿芳的信中写道：“经过多年选择，还是高陶最得心应手。 ““高陶为人诚恳，忠实，聪明，有文学才能，有从俄文翻译成中文的技术 ——我看过她许多这样的作品。 “（惭愧！） 就为了这些话，为了这真诚的信任，我放弃了较好的工作条件与前程，毅然来到萧老身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