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时候是不可理喻的，连我自己都这么看。何苦呢？这本书是在我已逾古稀之年，健康状况不佳 ——除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之外，最要命的是一只眼睛青光眼加黄斑变性，基本丧失视力，另一只眼睛 1500度近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常觉心慌头晕，体力不支，电脑前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便不得不终止。所以我只能躺着写，谁看到我在床上的写作台都会奇怪。其实很正常，我这几年写的书，大多都是躺着写的，习惯了。
在此书之前已有三本书的约稿，且可以收入颇丰。但我“按”住了那三本书。而这本书是不能挣那些钱的。
图啥呢？人家问。
不图啥。也许只是“信用”。
“信用”？哈哈，“信用”值几个钱？
“信用”不值钱。我知道，但我坚持。因为我答应过萧三，在萧老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苏辙说过：“以恩信接人，不尚诈力。 “我信奉这个，不过是对一个最简单的价值观的坚守。
1982年，萧三已经历了数次病危 -醒来 -病危的死亡鏖战。5月我的脚骨折 ——真会凑热闹！不能天天去看他，心里十分着急。5月14日中国作协书记处派人来家接我去讨论萧三”悼词“的写法，决定由我起草。会后把我送到医院去看生命垂危的萧老。为了不让他为我担心，我把拐杖扔在走廊里，向他床边走过去。他那时已经”全靠氧气呼吸“，不能说话了。我拉拉他手， 1983年1月，萧三与夫人叶华和严辰、朱子奇、邹荻帆、高陶在医院 手还是温暖的，手指头动了动，好像在握手，不像垂危病人。我感到他眼圈红了。我笑着对他说 ：“我（的脚）已经好啦！”维佳在旁边说：“又激动起来了。 “我见他呼吸有点急促起来，便向他招招手，他点头示意，我们退了出来。可怜的老人，我为你祈祷，让死神慢点来吧！”（1982年5月 14日日记） 几天前（1982年 4月27日），他还亲笔给作协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完全免除”我“一个月的工作”“以便出文集”呢，怎么一下子身体说变就变了呢？
1982年 6月16日，我在日记里写道： 9点，刘和忠带我去看埃弥，我跟他说了一会儿话，他直点头，但不亲热。小菲（他的大儿媳）让我拿下口罩。他立刻笑了，真挚，发自内心的高兴。然后赶紧说：“快快！”我赶紧戴上口罩，可见他很清醒，怕 感染。我跟他讲了一会儿工作，他直点头，说：“我有好多话 ……说话困难。 “然后是笔谈 ……他连写了几个”九“字。我问：“九月？”他点头。我问：“九月发稿？”他又点头。我纠正说：“是七月发稿。 “他说： “北京、天津、上海？”我说：“北京、天津、黑龙江，严辰编的那本。 “他又点头。接着写了个”出“字，我问：“出院？”他未动。我问：“出书？”他点头。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工作。我坐在他的病榻前，郑重地向他保证： “您放心，我会帮您，帮到底！”他微笑了一下，我又补充了一句：“整理出版您的文集、诗集，还有翻译出版您的俄文诗，就是那些丢了中文的俄文诗。 “他点头，脸上皱纹舒展开来，笑了笑。他恳切地望着我，目光里除了欣慰，还有信任，还有一丝爱怜，好像在说：“我让你受累了！”这目光好重好重，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目光。然后，他用瘦弱的手拍了拍我放在床边上的手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