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学与牛顿科学的一个最大差别是：前者关注整体，而后者关注部分。新科学对系统的认识不仅着眼于系统整体，而且十分关注这些网络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学家、作家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为了形象地解释这种思维转型，引用了一段远古苏菲（Sufi）派的教义：“你认为，你知道一，所以你一定知道二，因为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你还必须知道‘加’。”我们从这样的视角来看系统时，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里面的各种联系和现象都不能简化为简单的因果关系，也不能通过孤立研究各个组成部分再来解释总体。在这一全新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认识这些连续运转的动态过程，然后观察这些过程是怎样物化为可见的行为和形态的。
在20世纪早期，人们就开始探索亚原子世界的奥秘了，并出现了海森堡的“不谐之音”。因此，在物理领域，全新模型的探求已有漫长而又奇特的历史。奇特之处在于量子力学中很多重大发现的发现模式：“基于不可靠的依据和荒谬的假设提出的幸运猜想，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尽管开始时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很愿意看到人们这样来描述科研过程。这样，我们就都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开展科学探索活动，科研和计划制定活动也将更多姿多彩，不同的意见也有助于工作的开展。
量子力学的现实观让我们感到惊奇：“什么是真实的？”这一普通概念在量子力学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在量子世界里，关系是决定万事万物的关键要素。只有与别的东西建立关系时，亚原子粒子才能生成和被观察。它们不以独立的“事物”形式存在。不存在最基本的“积木块”。量子物理描绘了一种奇特而迷人的的世界观，正如海森堡所说：“看起来像是一块复杂的布，其中不同的连线交替、重叠或结合在一起，最终决定整块布的质地。”这些看不见的联系是万物的基本构成要素，而我们过去认为这些联系是发生在相互独立的实体之间的。
在其他专业领域，特别是生物学领域，才刚刚开始用整体的、动态的模型来代替非机械模型。传统的机械思维方式在分子生物学及遗传学领域仍然处于主流地位。但是，很多科学家目前都努力把生命视为一个生命体去认识，而不再采用机械思维方式。例如，在《生命之网》（The Web of Life）一书中，卡普拉提出了一种将科学与生命系统综合在一起的新方法，吸收很多科学分支的科学发现与科学理论。卡普拉提出的过程完全不同于过去用于解释生命现象的机械过程。
类似的思维转型还发生在医疗保健领域。以前的治疗是把人体看做一个集成的系统，而不是相对独立部分的集合。有些生物学家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将人体看做离散系统（如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等）比仅看做一个大系统更好；在功能上，这些小的系统又是完全相互依存的。
如果把地球看做一个整体的话，用来认识地球的模型就是“盖亚理论”（Gaia theory），这是由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首次提出的。“盖亚理论”假设地球是一个自我调整的系统，是由若干相互依存的小系统构成的行星团体，这些小系统共同创造了适合生命存在的条件。这一假设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在生物学领域，对主流理论的各种改进一直在进行（包括进化论、动物行为学、生态学和生理学等方面），以至于著名的生物学编年史专家恩斯特·马尔（Ernst Mahr）认为，应该建立全新的生物哲学体系。生物学家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认为，人们正在努力使生物学更关注总体和集成性，生物学将成为“不惧怕复杂的成熟科学”。
在化学领域，伊利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论证了当环境变化时，某些化学系统是如何重新进行组织并建立更高秩序的。他因此获得了1977年的诺贝尔奖。在古老的机械系统模型里，变化和干扰意味着麻烦。这些破坏因素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导致系统的衰亡，这是所有系统的下场。但是，伊利亚·普里戈金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大有希望的未来。他证明了，任何开放系统都有能力对变化和无序状态做出反应，在更高的组织水平上重新组织自我。无序状态是一个关键角色，它对系统的发展起积极作用。它可以推动系统进行自组织，并建立新的形态。当我们不再用机械模型认识生命，并深入了解了生命系统的动态过程，我们就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认识波动、无序和变化等。
对变化和无序的新认识也源于混沌理论。通过在这一领域所做的研究工作，人们对秩序和混沌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现在人们认为这是成镜像关系的两股力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种状态。系统可以进入混沌状态并且具有不确定性，但在混沌状态内部，系统被维持在秩序井然并可预测的界限内。没有这两股主要力量的参与，变化或进展就不会发生。混沌是建立新秩序所必不可少的。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长河中，这是很常见的，我们只不过是想通过科学帮助我们记住它。
新科学还使我们懂得了：自主和简单化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最爱。在很多情况下，科学家都认为秩序和形态的生成并不需要通过复杂的控制，而是仅仅应用少数几个指导原则就可以了，这些原则可通过个体的自主训练而实现自我复制。不论是大型的生态系统，还是小型的微生物群体，所有系统的存在与发展都是基于几个主要原则进行的。这几个主要原则规定了系统的总体特性，与此同时，系统内的个体都拥有高度的自主权。
新科学所描述的世界正在改变我们在很多领域的信仰和认识，而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方面。新科学的观点几乎已渗透到每一个学科，包括我的专业领域——组织理论。每当我面对深受困扰的组织管理问题，以及我们怎样进行组织再造时，都能看到科学的影响。从组织管理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一种无形的却又让人十分感兴趣的力量——领导力。领导力如何，从关系的角度可以看得更清楚。几乎没有一个理论家会忽视组织中存在的错综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直接决定着领导者的领导能力。相反，人们对合作关系、追随者、授权、团队、网络、衔接关系的作用等进行了越来越多的研究。
关系无处不在。任何组织中都存在与同事、利益相关者和小团体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伦理与道义问题不再是模糊的宗教概念，而是关键要素。在个人层面上，目前很多作家都用精神、心灵和人生目标描述内部关系。生态学作家认为，关系不仅存在于我们与当前环境中的人之间，还存在于与我们与下一代之间。当代物理学已经把关系的重要性讲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用更多的关系术语来重新思考我们的问题，就不足为怪了吧？
在动机理论中，人们已经从关注奖金等外部激励转向关注内部激励，比如，获得赏识将带给我们巨大的动力。人们更加看重组织生活中的团体、意图、尊严、目的和情怀。人们开始关注人的情感，而不是简单地把人分解为几个组成部分。过去这样做，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工作中也有爱，不相信组织中也存在感情。在20世纪，处于主流地位的观点是：只要给每个员工分派一些具体任务，只要他们把这些分派的工作做好，这个组织就可以有效地运转。当我们抛弃了机械组织模型，不再把员工视为机器上可替代的零件，我们实际上就已开始从多个角度审视自己，从总体角度评估我们的工作成效，这样，我们设计的组织才能把人看做最大的财富。
愿景、价值和文化在组织管理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对组织活力的影响，尽管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它们是如此有效的力量。现在我们能够体会到，建立组织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最好方式，不是采用控制手段，而是通过一些看不见、但能感受到的力量。很多科学家现在都借用“场”的概念——这是一种不可见的力量，它们充满空间并影响人们的行为。我也借用过“场”的概念：组织的愿景和价值的作用就像“场”一样，是一种不可见但真实存在的力量，它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这与很多传统的概念是大不一样的。在传统意义上，愿景是具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提出的、并期望能成为现实的未来状态。
我们对组织的观念正在向“机械模式”告别，这种模式在官僚主义时代得以盛行。现在，我们更欣赏灵活多变的有机结构，欣赏无边界、无缝连接的组织。我们已经开始把组织看做完整系统，可以称之为“学习型组织”或“有机组织”，组织中的人都具有自组织能力。这标志我们已踏上新的征程，强烈感受到需要对今天的组织进行变革。我的经验告诉我，只要我们承认组织是生命系统，具有所有生命都拥有的适应和生长能力，那么，变化、混沌、信息过载、不良习惯等普通组织事件就不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有些人认为，借用科学理论并提炼其中所隐含的思想是很危险的，因为扩展应用范围之后，由科学理论产生的隐含思想与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就不够密切了。但另外一些人认为，所有的科学都是对现实的一种假想的描述，而对于真正的现实，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认识清楚。在如何看待由新科学而产生的丰富联想，我赞同物理学家弗兰克·奥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的观点：“如果一个人有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为什么不应用到他认为可能适用的地方呢？人们如果能够这样联想，一定非常有趣，这往往会指引我们获得新的、更深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