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观光者通常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去瞻仰林肯纪念馆。在德里也一样，我们当天就去了柏勒宫和甘地遇刺之处。柏勒宫中的圣堂自然引人注目，但它的花园更是打动人心，这倒不是因为花园很有气象，而是因为那个衬托在最后面的低矮建筑物,那里面仅有一幅长达三面围墙的壁画。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朋友们没有注意到这幅壁画，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参观那个地方，也可能是因为壁画更平易近人，一点都不“伟大”。它稚嫩有如海地的民间艺术，但要严肃些，简洁明快地描述了甘地的一生，主要内容源自他的自传。壁画的左边追溯他精神上和历史上的先辈：一位先知兼史诗作者；《薄伽梵歌》里的王子，他转过脸去，背对两侧由他威风凛凛的兄弟们笔直排开的作战队列；还有隐士、诗人和僧侣；佛祖以及大帝阿育王。这些都很传统。可是，转到右边，壁画却以出奇的方式展示了一位领袖人物的出现，表现了甘地在成为身着土布、代表民众的圣人之前所经历的诱惑、错误和犹豫，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坦然承认的：画面上依次是他年轻时罪恶地偷吃肉食；在一位妓女的怒吼中惊恐地逃离其房间；身着高领白衬衫和圆摆西服与一位红头发的英国姑娘跳华尔兹；以及在当律师时，由于临场恐惧，站在面露蔑视的法官面前目瞪口呆的样子。有一幕使我停住了脚步，画上甘地在他的真理学院前接过一位从T型福特轿车里出来的富翁递给他的一袋钱币。那个学院不正是甘地在阿赫梅达巴的住所吗？那位富翁不正是将要在此地接待我们的工厂主吗？尽管甘地在自传中仅仅说到真理学院一度由于接纳了一家不可接触者而丧失了任何别人的捐助，只有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继续不懈地给予支持，但此人的身份现在已经渐为人知了。
与这个平易近人的纪念物相反，甘地火化的地方正在修建的纪念馆却是极尽奢华又大而无当的。甘地这位从未当政的和平使者的遗体是由陆军和海军战士牵引的炮车运到此处的。与此相对照（从这种对照中，你能了解一个民族的思维特点），附近的甘地博物馆则以冠有语录的大幅照片极为严谨地回顾了他的一生。在入口大门的上方写着：“有人告诉我政治和宗教是生活的两个不同领域，那我可以毫不犹豫但不失中肯地断言：说这话的人根本不懂宗教是什么。”我们发现只有印度人（而且从外表看，大部分是社会下层的印度人）参观这些圣地，没有旅游者。
沙罗白一家个子都很高，站起来就像小树林，相貌相似，具有家族特征，个个都很强壮，也很勤勉。他们意志坚定而不无内心冲突，这是父亲对他们进行个性培养的结果。长女是一位安静、有点哀愁并且好争论的女士，她是甘地活着时的朋友和追随者。她曾与我们在一家宾馆的餐厅共进午餐。在一群喧嚣、炫耀的现代印度人和美国旅游者当中，她却一身土布，面色阴暗，像随便哪个久居室内的人。与其他的兄弟姐妹一样，她也有一个公开的设想，也是一桩自负的事业：寻找一个能同时被克什米尔人和巴基斯坦人接受的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方案 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代政治问题，她的朋友沙克·阿卜杜拉对此念兹在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却置若罔闻。事实上，尼赫鲁还使她蹲了两年监狱，到现在她还怨恨着他。
我们的朋友、物理学家维克拉姆·沙罗白是工厂主最小的儿子，他来到德里，要在大雪封住通往他在喜马拉雅山的宇宙射线实验室的道路之前，带我们做一次短暂的克什米尔之行。当飞机越过高大的山脉，进入宁静的克什米尔峡谷时，我们交换了各自的会议记录。他刚从国际帕格沃什（Pugwash）会议正式名称为“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是世界各国科学家讨论裁军和世界安全问题的一系列会议；首次会议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帕格沃什村召开，因而得名。 译者注回来，而我不久前出席过在科德角（Cape Cod）召开的美国科学院的学术会议“武装冲突的替代方案”。
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在飞机上沿着白雪覆盖的山脉远远望去，中国人正从隘口涌入。“边境事件”没有人表示知道。但我很清楚，我们的目的地斯林格（Srinagar）机场是中国的喷气式飞机唯一有可能着陆的地方。那个机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军营。飞机降落后，比安全检查更耽误时间的是：我们突然被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阻滞了。原来，印度副总统Z．侯赛因，一位深受克什米尔人欢迎的穆斯林视察此地，几乎与我们同时到达。我们的司机不得不尾随车队慢慢开进城去。我们驶过了一排又一排由儿童和青少年组成的欢迎队伍，他们欢快而又好奇地向我们的车内扫视，这是印度“接纳”陌生人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