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一场财政危机加速了革命的爆发。使政府负担过重的决不是凡尔赛宫廷的奢华宏伟。1788年只有5%的公共经费专门用于王室住宅的维修。使政府负担过重的是军费，既要维持现有的陆海军，又要偿付公债。在世界各国，公债几乎全部用于军费。1788年，法国政府每年收入的约四分之一是用于维持现有的军队，约一半是用于支付债务。英国的收入差不多也是如此分配。法国债务几达40亿利佛尔。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独立战争。但是，法国债务只有大不列颠国债的一半，按人口计算每人的负担只及英国的五分之一弱。法国债务比荷兰共和国的债务小，显然也不比75年前路易十四留下的债务大。在那时，债务曾经由于拒付而减轻了。在18世纪80年代则没有一个负责的官员打算拒付债务，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作为政府主要债权人的各富有阶级在间歇时期有所进步。
由于法国收入不足以支付必需的支出这一简单的理由，连举债也不可能了。这一点不应归咎于国家贫穷，而应归咎于特权分子，尤其是贵族免税和逃税；归咎于财政制度的混乱，或者说缺乏财政制度，以致纳税者交纳的大部分税从未交到财政部手里。我们已经讲到过，最重要的税收--人头税一般只是由农民交纳，贵族凭借他们的阶级特权而被豁免，官员和资产阶级也以种种办法取得免税。教会仍坚持它的财产不能由国家征税，而定期向国王呈交的“自愿赠品”，虽然数量较大，但仍比向教会土地征收的直接税要少。因此，尽管国家是富裕的，但政府金库却空空如也。享有法国大部分财富的社会阶级并不交付与他们的收入相应的税款，更糟的是，他们将纳税看作是身份低下的一种标志而加以抵制。
许许多多权威人士，路易十四本人、约翰·劳、莫普、杜尔哥，都看到了向特权阶级征税的必要性。瑞士银行家雅克·内克尔在1777年被路易十六任命为财政总监，他朝同一方向开始行动，结果和他的前任一样被免去职务。他的继任者卡洛纳临危上任，得出了更为革命的结论。1786年他制定一个纲领，提出有节制地采用代议制以缓和开明专制。他建议用所有地主都不得豁免的综合税代替人头税；减轻间接税，取消国内关税，以促进经济发展；没收教会的某些财产；设立省级会议，作为引起政府中有产分子兴趣的手段，所有的地主在会议中都可以有代表，而无需考虑等级或阶层。
这个纲领如果实行，也许能解决财政上的问题，防止革命发生。但是，它不仅在税收上打击了贵族、省和其他方面的特权，同时也打击了三重等级制度的社会组织。卡洛纳从经验中知道，巴黎议会永远不会同意这一纲领，于是在1787年召开“贵族会议”，以期能赢得对他那个计划的赞同。贵族们坚决要求他让步作为交换，希望分享对政府的控制权。紧接着出现了僵局。国王免去卡洛纳的职务，任命善于处世的图卢兹的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扬为继任者。布里扬试图通过巴黎高等法院推行类似的纲领。高等法院却加以拒绝，宣布唯有王国三个等级举行的三级会议才有权同意新的税收。布里扬和路易十六最初认为，三级会议如果召开，可能受到贵族控制，因而拒绝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意见。布里扬和路易十六像莫普和路易十五一样企图破坏高等法院，以现代化的司法体制取而代之，在这一新体制中，法院将不能对政策施加影响。这就导致了贵族名符其实的叛乱。所有的高等法院和省级会议都进行抵制，军官拒绝服役，地方行政长官行动踌躇，贵族开始组织政治俱乐部和相应的委员会。由于政府停止活动，不能借钱和征税，路易十六在1788年7月5日允诺在次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各阶级都被邀推选代表出席会议，并将他们的不满列表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