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男人微妙的性心理，我小心谨慎地总想知道她与外国男人在一起的性感觉。犹豫半晌，我在互联网上找到上海女作家卫慧的作品，下载了几页阿慧有关外国大老二如何填充她的身体使她欲仙欲死如同和整个世界的男人做爱那种感觉等如何如何的内容，传送给M，想听一听她的反应。
“……我对这段文字感到恶心！”M在电邮中写道。“这只是卫慧看到外国黄色带想象出来的意淫。实际上，我作为一个中国女孩，本能上对西方人有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厌恶，他们臭奶酪一样的体味哪怕洒了再烈的古龙水也挡不住，多毛的胳膊使拥抱很不舒服；做爱时，西方人出的汗黏糊糊似乎汗里面也充满了肉腥，当然，有关SIZE方面，西方人稍大一些，而且是一种软而大。”她在SIZE和软而大几个字下面用了下划黑线，这一回轮到我困惑了。
我估计，卫慧看到这段文字时她也会像我一样困惑不已。好多时候，我如同读一本令我入迷的书一样，沉迷在M白日梦一般的娓娓自述里，自己也成为她的一部分，体会她的辛酸、欢乐、痛苦、渴望、忧愁以及挣扎之时身体的痛楚感觉。很难说她在国外近十年的漂泊和我多年来南方蟑螂一样卑贱的生活哪一样更好一些，或许出于同病相怜，或许从前有过那么短暂的爱恋，总之在这些互相向对方剖析内心的日子里，我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好感，一种接近于爱情的怜惜感。
有时回首过去，就会发现经过时间的沉淀，那么多机心、那么多势利、那么多目的性极强的关系仍旧给人造成伤害，而那一点一滴的温存、爱怜、真心也仍旧让我们流连和感动。
势利的年代里面，还能剩下多少的不势利呢？
出国的势利症，在好长一段时间内频频发作。这些年，一帮就读于各国克莱登大学的学子们纷纷回国报效，既逃过了饿死在异域的命运又能获得报效祖国的好名声。在国外那些年艰辛屈辱的生活，养就他们左右逢源的好本领，个个都会说一口流利的送外卖时练就的伦敦音、纽约音、波士顿音、爱尔兰音、费城音、悉尼音、惠灵顿音、开普敦音，哄那帮在企业主持工作曾经上山下乡吃过地瓜干梆子面并正在努力花钱买EMBA文凭的中老年人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几年来，作为国内最早的英文翻译，我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去神游故纸堆，云山雾罩，每个僻涩的单词都逃不出掌心，词汇量大增。有时候，我有机会被通知列席与洋鬼子、假洋鬼子们的会议时，常能为那帮在国外边送外卖边读大学的“龟孙子们”矫正个“对冲基金”、“衍生产品”等词汇的正确译法，也能把几位洋博士口译的“孟修斯”纠正为“孟子”。特别有一次，一个号称正在英国牛津商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的中年骗子陪同印裔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来公司参观，老小子连“derivative”都译不出来。他前两句还想糊弄过关，根本不把“derivative”一词翻出来，不料印度老头子说上瘾了，一口一个“derivative”，我只能冒昧地在旁提醒那负责翻译的牛津博士“derivative”是“衍生产品”——当时，老小子脸一红眼一瞪，凶神恶煞有吃我之态……
每次，当我看到我研究生时代最好的哥们拖着一大堆吃食和国内电视剧的影碟蹒跚而去的背影的时候，看着他登上去美国的飞机，我心中总是涌现出一种深沉的怜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