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的阶级更发财；穷困的阶级更依赖；
……社会上的贫富之隔日见显著。
该书作者佐治（Henry George，1839—1897），出生于美国一个海关税务员之家。十几岁时辍学，青年时当过水手，后往加利福尼亚淘金，进入《旧金山时报》当排字工人。据说他研究过中国苦力问题。若属实，贫困课题最迟在当时已入其心志，并有初步的素材准备。
1870年代，佐治在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危机中游历澳大利亚、印度、英国、爱尔兰及国内纽约、旧金山等地。他深感物质进步没有缓解贫困，为此撰写《进步与贫困》。书稿完成后，没有人愿意出版。佐治对自己的著述非常自信，于1879年在旧金山自行印刷。后来有出版商接受了此书，出版后果然风靡一时。
该书绪言中，佐治对其中心论题作了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他说，经济革命虽然使生产力上升，但它并不是在底部对社会结构起托举作用，把社会整体抬高，反而“像一个巨大的楔子，在社会的中部穿过去。那些在分裂点以上的人们处境上升了，但是那些在分裂点以下的人们被压碎了”。
正文中，更有直抒胸臆的段落：“我们犁新田，我们开新矿，我们建设新的城市……我们以铁道来缠地面，以电线来网空气；我们在知识之上添知识，在发明之后利用发明……可是……发财的阶级更发财；穷困的阶级更依赖；被雇人与雇主之间的鸿沟更宽；社会上的贫富之隔日见显著。”
这是至今仍困扰人类的两极分化问题。佐治确有远见，其著述确实值得译介。据资料，该书最早由加拿大传教医师马林（Macklin）以《以地租征税论》等题目节译成中文，刊载于1894年12月七十一期《万国公报》等处。后由廖仲恺译出部分章节，以《进步与贫乏》为题，刊载在1905 年11 月出版的《民报》第一号。1930 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收入樊弘译的《进步与贫困》全译本。
孙中山读过《万国公报》上的译文，推崇该书。在一次演讲中，他称道佐治“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阐发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遂发生单税社会主义之一说”。廖仲恺认为，《进步与贫困》一书中的理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酵母。
该书译者樊弘，校者陶孟和，均有北京大学任教经历。樊弘早年曾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陶孟和是该所创办初期的主事者，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极有个性。1948年，中央研究院奉命南迁，院中各所所长们中间出现意见分歧。傅斯年等主张迁往台湾，陶孟和等则坚决反对，为此他在《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严词批评把文物、图书搬到台湾，呼吁“运回”。为鼓舞所内同人一致反对，他还表示：“朱家骅（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会把我怎么样。”
朱家骅果然没有把他怎么样。后来，在中央研究院被接管之前那段时间里，该院院务委员会十四位委员中，陶是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