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一特殊客户层的“事后”的财富状况往往无法进行再确认，当事人之间的“事后”风险分担几乎不可能实现。如果贷款机构在“事前”就认识到这一业务的内在特征，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分散“事后”的巨额风险。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机构为什么“事前”那么积极地利用资产证券化工具的根源所在：它们就是想有意识地通过信贷市场的扩张和资产证券化来扩大风险分担的范围，通过这种对大量非知情者的“绑架效应”，迫使政府为自己“事后”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埋单。
四、“趁火打劫”的套利交易 。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国际金融界盛行的套利交易也加大了各国央行的救市难度。
2007年日本的低息政策虽然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可是这一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使得日元套利交易的融资活动成为了当时全球投资的引擎。在“高度恐慌”的情绪下，一旦市场传出与美国次级债有关的负面消息，全球股市就会大跌，尤其是金融类股票就会普遍遭到抛售。与此同时，外汇市场上的“套利交易”迅速退潮，投资者抛空美股，做多日元，偿还套利融资债务，由此造成日元汇率大幅反弹。于是，这就造成了美股跌、日元涨的共振态势。股市暴跌、外汇市场无序震荡，这迫使欧洲央行率先采取注资救市行动，处在风暴中心的美联储也不得不加入救市的行列，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澳洲联储随后也都被拖下水。
实际上，美股道琼斯指数走势和美元兑日元汇率走势之间所显示出的相当高的关联性已经充分说明了套利交易市场力量的强大。正是这种套利交易，让我们感受到了市场和美联储之间的激烈博弈。大批机构投资者通过改变自己的日元头寸来影响和“操纵”股市与汇市的“共振”方向，这迫使美联储频频出手救助市场，从而让资产价格按照机构投资者事先安排的方向变化，而他们就可以从中在所预期的价格“高位”上获得这种“时间套利”所带来的巨额利润。
与此同时，注资所托起的价格再次因获利回吐的投机行为而下滑。这一趋势又迫使美联储不得不进行新一轮的注资计划。否则，市场信心的缺失会使危机更加恶化，进而蔓延到实体经济部门。因此，美联储就是在这样进退两难的选择中跟市场“周旋”。实际上，这不但是美联储等央行在2007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估计也会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不断上演的“恶性循环”。
五、滞后的风险管理。
通过比较美联储在1987年股灾、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危机、“9·11”事件以及这一次的次级债风波中的应对方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在平息金融市场混乱方面的成功，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美联储的这些救市行为所存在的缺陷：
首先，救市可能会进一步滋长道德风险。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到次级债风波，似乎就是一出旧戏重演，唯一变化的是“卷入风波”的对象已经扩展到了外国的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这种“绑架效应”实质上是另外一种更严重的道德风险。
其次，救市可能会更加扭曲收益和风险之间的不匹配关系。相关的次级住房贷款机构除了通过衍生债券发行得到了一次风险补偿外，政府的注资有可能又给了它们一次补偿。而真正受害的不知情的住房者和外国投资者却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补偿，而不得不承担自己收益之上的风险。也就是说，把“高收益”捏在手中的人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高风险转嫁给不知情的其他“低收益”的投资者。
总之，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级债风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现代金融风险的本质。它不仅反映了市场风险，还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国家风险。这一事件充分展现出现代消费者信贷业务的风险与以往传统商业信贷风险完全不同——系统性风险的程度、深度和波及范围大大超过了我们现有的认知，这给任何国家既有的风险管理模式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素有“债券之王”美誉的债券基金经理、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所说的，次级按揭抵押债务市场长期以来缺乏透明度、信息严重不对称，监管层则置身事外，这使得该市场长期积累的问题在蛰伏很长时间后，出现了大爆发的情景。而等投资者意识到风险之际，一切为时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