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骑虎难下”的美联储。
实际上，当我们回顾这场危机时，可以发现现代金融创新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也正在给监管者和公众提出一些全新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过分看重资产泡沫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在房地产市场一时出现趋冷征兆之际，马上鼓励金融机构在“保证”风险控制的基础上，去发展次级抵押贷款业务。正如当初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对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评价——这一业务“对原来认为没有信用能力的人，通过重新对他们的信用风险进行非常有效的科学评估，根据风险的大小来设定贷款的差异化价格，这样的技术进步使得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业务迅速发展。现在它的市场占有率已由原来的1%~2%，上升到了10%”。
其次，1997年开始，传统的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自己的经营能力，再次重整旗鼓进入次级住房按揭贷款市场，它们本想以自己优越的信息处理能力、较高的风险准备金和富有竞争力的低息贷款条件，去“占有”这一市场中“较为优质的客户”。但是，由于这一市场的准入门槛“设计”得较低，尤其是那些劣质的贷款机构，只借助低成本的标准化信用评分专业软件来设计贷款条件，虽然这样做能降低风险管理的成本，但却无法真正捕捉到消费信贷差异化的风险特征。
与此同时，由于常常采取低息战略与优质金融机构进行恶性竞争，使得整个市场的定价机制都受到扭曲，信息生产的成本也就根本无法通过调高利率来加以平衡。于是，“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带来的信用风险也就越积越大。当问题凸显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政府也不得不及早采取注资行为以避免引起市场的恐慌。
最后，次级债的设计和发行向市场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投资工具，满足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收益需求，也解决了住房抵押贷款机构自身的流动性问题。因此，尽管是次级债，但它在房地产市场繁荣阶段和低息的时代，不仅有很好的收益表现，而且其市场流动性与普通债券相比一点儿也不逊色。
但是，美国政府和监管部门却忽视了资产证券化过程环节的细分化所带来的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冲突问题。结果，标的资产（次级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信用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很容易就扩散到衍生品市场，影响到借款人、贷款机构、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甚至是不知情的外国投资者，形成了十分严重的市场风险——标的资产市场和衍生市场的双重危机。而对次级债“质量”具有信息优势的贷款机构，则完全有可能在前期高息放贷和低息发债的过程中早已得到了风险的补偿，但广大“受害”的投资者利益只能事后由政府来埋单。
对此，伯南克将这场危机归咎于现代金融革命所引起的“认知风险”。但从以上三点分析来看，正是美联储等决策者过去的错误让自己今天的救市行为变得“骑虎难下”。
三、次级债的“绑架效应”。
由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对象并没有很好的资信记录和抵押资产，而且，这一客户层的贷款规模比一般住房按揭贷款规模还要小，所以，通过贷款机构自身信息处理来识别借款人的资信能力从而进行差异化贷款的成本很大。于是，这些贷款机构自然就会选择“资产组合”的战略去分散风险。只要不断增加贷款数目，那么对贷款机构而言，这种组合后的个别风险会得到很好的分散。也就是说，个别的损失可以通过在其他人那里获得的高利润而得以冲销。
另一方面，这一特殊客户层也完全可以利用贷款机构的这种自我膨胀的动机，利用资信要求不高的这种贷款特征，合法地隐蔽自己高债务的状况，并不断地从不同的次级按揭贷款机构那里获取贷款。只要利率水平不断下降，房价不断上涨，他们就可以借“东家”钱还“西家”债，用高价（投资）房“养”低价（住宅）房，达到无风险套利的效果。因此，这样很容易引起过度贷款（借款），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升级，而房价上涨又会进一步促使“次级按揭贷款市场”这种自我膨胀式的风险“逃避”机制不断激化。
显然，上述自我膨胀的“风险逃避机制”的致命弱点就是无法抵挡系统性风险的冲击。一旦利率上升或者房价下跌，借款人的套利活动就无法获益，金融机构的资金链也很容易断裂。也就是说，一旦宏观经济状况出现逆转，“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所造成的损失就要远远大于正常的消费者信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