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清谈这个标准在魏晋时期的社会背景下更是可以说得通，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可是由于统治高压，士人们极少敢在著作中叙述自己的大胆想法，因为这是犯罪证据，清谈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或者说是尴尬吧，清谈之时不但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想法，而且即使有人举报了，你能奈我何？说过的话就像放过的屁，风一吹就散没了。魏晋时期没有录音机，可以把言论刻录下来作为证据，索性魏晋士人们便习惯以清谈的方式来互相讨论探究玄学。这样说来，那满足会喝酒和能清谈这两个标准便能成名士的说法的确可以成立。
魏晋时期士人们清谈之时，只谈玄学，不谈其他。他们把讨论国家大事视为趋炎附势之徒，不屑为之；他们把谈论油盐酱醋视为娘儿们行为，不耻为之；他们把官爵俸禄视为极尽庸俗之物，不愿为之。在他们的眼里只有玄学才是高尚的，其他都是俗物、败物，只有谈论玄学才能心情舒畅、激情四射，若是谈论其他事物，便觉得极其败兴。
魏晋人这种清谈的态度，后代的许多中国人都无法理解，不要说现代社会，即使是紧接魏晋的唐宋，也不断有人对此做出批评，比如编修《资治通鉴》的北宋大儒司马光，在抨击王安石变法的奏折里，就曾把当时王安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北宋趋炎附势之徒“言必称新法”的情景，讽刺为像魏晋清谈那样的无用之学。司马光对宋神宗说，如果大臣们只是满足于高谈阔论，而不研究具体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朝局，又和当年的魏晋清谈有什么区别？唐朝著名宰相姚崇，有一次宴会上看到儿子和别人辩论，将对方说得理屈词穷，好是风光，姚崇不但不高兴，相反眉头紧皱，回家后，抬手就给了儿子一个耳光，说你就知道耍嘴皮子，难道是想学魏晋时代的人搞清谈吗？可见在中国封建社会，魏晋清谈在许多能臣的眼里，确实是一个负面形象。这种印象的产生也不奇怪，毕竟魏晋是一个国家衰弱的时代，中原王朝一而再再而三地积贫积弱，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是以天朝自居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能接受的，在反思失败原因的时候，封建皇权的高高在上，使他们不能也不敢去思考更深的东西，所以魏晋玄学、清谈就成了被攻击的标靶。
即使到了千年后的明朝中后期，当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大兴，新思想不断涌现，对传统的儒家理学思想带来剧烈冲击的时候，守旧的儒家理学学究们，也曾经把当时新兴的阳明心学，讽刺为魏晋清谈的变种，由此可见，虽然魏晋玄学、清谈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很多时候在后人眼里，却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