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我听说有一种自杀病毒。在俄亥俄或威斯康星州有一些很好的中产阶级学校里,很多都染上了一种自杀疹子。可是那是十来岁的学生,不是中年男子。这些自杀是集体发生的吗?”
“隔几年发生一次。”
“哦,百分之十或十五,自杀率很高,可是好像不是……”她的声音拉长了,我看着她的眼睛。几乎可以看见她脑子里的齿轮快速转动着分析那些资料。不论就任何标准来说,她都不算漂亮,不过有个相当机灵的脑袋,那种智慧很吸引人。
她说:“你说占的比率很高。总共有多少起死亡发生?”
“十七。”
“三十一分之十七。”
“对。”
“他们跟弗雷德年纪都差不多?如果他们是大学同学,年纪一定是差不多。”
“年纪很接近,没错。”
“你认为有人杀了他们?”
“我在调查可能性。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想。”
“你当然有想法。”
我摇摇头。“现在就有观点,未免太早了。”
“可是你觉得有可能?”
“对。”
她转头看看那个黑猫时钟。“当然我宁可相信是这样,”她说,“我一直不能接受他的自杀。可是老天,想到某个人杀了他,好可怕。我很好奇是怎么办到的?我想,凶手大概先把他击昏,然后在电脑上打了遗书,然后打开窗子,然后,然后……”她似乎在很努力地猜想,双手紧握。“如果当时他失去意识,”她说,“那就不会太痛苦。”
“是的。”
“可是我会,”她轻轻地说,然后沉默了很久,又抬起头看着我说,“为什么会有人想杀死一群三十五年前一起读过布鲁克林学院的人?一群五十来岁的犹太人。为什么?”
“只有几个是犹太人。”
“哦?”
“他们也不是大学校友。”
“你肯定吗?弗雷德说过——”
我告诉她关于这个俱乐部的一些事情。她想知道还有哪些会员,我在笔记本上找到一张名单,列着全体三十一个会员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哦,有些名字我认识,菲利普·卡利什,他是犹太人,是弗雷德的大学同学,如果是同一个菲利普·卡利什的话。不过他死了,对吧?很久以前就死了。”
“死于车祸,”我说,“他是这个团体里第一个死亡的。”
“雷蒙德·格鲁利奥,这个名字我也认得,如果是同一个雷蒙德·格鲁利奥的话。我想一定是的,是那个律师吗?”
“是的。”
“如果希特勒复活,”她说,“当然上帝不会允许的。但如果他复活,需要一个律师的话,他会去找雷蒙德·格鲁利奥,而且格鲁利奥会替他辩护。”她摇摇头。“我必须承认,越战时期他替那些拒绝征兵的激进分子辩护时,我真的觉得他是个英雄。现在他的当事人都是反犹太的黑人和阿拉伯暴力分子,我真想寄个炸弹邮包给他。弗雷德不认识雷蒙德·格鲁利奥。”
“他每年跟他吃一次晚餐。”
“可他半个字都没提过。当格鲁利奥在十一点新闻上头侃侃而谈时,他连一次‘他是我的朋友’或‘嘿,我认识这个家伙’都没说过。这样正常吗?”
“我猜想他们把这件事情当作隐私。”
她皱起眉头。“这个俱乐部不是那种寻欢作乐的吧?”
“不是。”
“因为我觉得很难相信,我知道很多最不可能时人,到头来都是同性恋,但是我不相信这是——”
“不是。”
“也不是那种男人俱乐部,喝多了酒安排一个女郎从蛋糕里头跳出来。感觉上不像弗雷德。”
“我认为丝毫没有这种成分。”
“博伊德·希普顿,那个画家?”我点点头,“我知道他是几年前被谋杀的,或者我把他跟其他人搞混了?”
我说没错,希普顿是被谋杀的,又告诉她另外还有几个会员也是凶杀案的被害人。她问我是哪些人,我把名字指给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