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不认识他们，”她说，“为什么会有人想杀这些人？我不明白。”
回曼哈顿的路上，我想着自己有什么收获。我查到的不多，而且我留给费利西亚·卡普一个猜不透的谜团，不知道她的丈夫曾有过什么样的秘密生活。唯一有可能安慰她的，就是他毕竟不是自杀的，但这也会被他可能是被谋杀所带来不安所抵消。
或许让我不去打扰内德里奇·贝利斯遗孀的就是这个原因。我打了几个电话去亚特兰大，他死在市中心的马里奥特饭店房间里，头上有个枪击伤口，我觉得自己对于他和他的死理应该知道得更多。他曾是股票分析师，受雇于华尔街的一家公司，每天乘渡轮上下班。他分析的领域是纺织业，到亚特兰大是为了去见一家他有对之兴趣的公司的管理人员。
又是没有遗书，也没有迹象显示在他身边发现的那把没登记的左轮枪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弄到那把枪的，”一名亚特兰大的警官告诉我，“不过在这个城市，要找人买枪不会太困难。”我告诉他，在纽约也不会太难。
虽然没有遗书，不过书桌的桌面中间有一张饭店的信纸，旁边有一支没有套笔帽的笔，好像他想曾写点什么，却不知道该怎么写。然后他放弃了，打电话给柜台，告诉饭店职员最好派个人到一一○房来。“我要结束自己性命了。”他宣布，然后就挂掉了电话。
那个职员不能确定自己会撞见一桩惨案还是听到了一个玩笑。他打电话去贝利斯的房间，没有人接。正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说听到了枪声。
当然，看起来是自杀。贝利斯倒在一张椅子上，子弹穿过太阳穴，枪就在地板上该出现的地方。看不出他自杀时身边有人，门上的链子没有挂上，不过一定是因为他希望很快被发现，才故意没锁的。反正他考虑得很周全，从他打电话去柜台通知说自己要自杀，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布置这一切能有多困难？
首先，内德里奇·贝利斯必须让你进房间，找个借口不会比找一把没登记的枪更难。接着你坐下来，比如说，看着他递给你的一些文件，然后你在他身边弯下腰指向一个地方，同时伸手到外套口袋掏出枪，在他意识到怎么回事以前，你就把枪口对着他的太阳穴，扣下扳机。
然后你擦掉枪上的指纹，再塞进他手里，接着让枪掉到地毯上。把饭店的信纸和笔放书桌上，拿起电话，宣布你就要死了。最后回到你自己的房间，再打一个电话说你听见了枪声。
很简单。
做个石蜡测试，就可以知道这个死人有没有开过枪，可是这么一桩清楚明白的自杀案，能分配到多少警力去侦办？跟我谈过的那个警官找不到任何测试的纪录，可是他说这也不能证明什么。毕竟，他说，这一切都已经发生十八年了，所以能不能找到当年档案还很难说。
我可以打电话给他的遗孀。
我找不到她。其实不会太难的，她并没有故意消失。她再婚，又离婚，现在结了第三次婚，住在密歇根的尼罗市。我想我可以打电话给她，问她的第一任丈夫内德里奇·贝利斯在亚特兰大的死亡之行前，是不是意志消沉。他那时喝酒喝得厉害吗，夫人？他吸过毒吗？
我决定不去打扰她。
我从西北旅馆的房间打电话到亚特兰大，挂了电话后，那一天一直有事情让我待在那个小屋间里没出门。我拉了一张椅子到窗边，往外看着城市。
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儿多久。想着手边进行的这个案子，想着三十一俱乐部。想着过去三十年他们的人数日渐减少，不知不觉就想到自己的生命在这三十年来所发生的一切，而这些年的种种变化真是可怕。我想着我失去的人，有些死了，有些则因为我们的生命走向不同的方向。我的前妻阿妮塔早已再婚，我最后一次跟她说话是为她母亲的过世向她致哀。上一次我见到她——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