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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英军攻打镇江城。梅尔本内阁早已显露出彻底衰败的征兆，按照格雷维尔的话说：“如此意志消沉、迟疑不决、软弱无能和胆怯懦弱”。财政状况不断恶化，1841－1842年度，政府预算比上年增加了150万英镑。政府在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上几度受挫，最终在一次信任表决中败北，被迫辞职。对于梅尔本勋爵来说，最后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不啻为一种解脱，他对领导自己的政党几乎已不抱任何指望。罗伯特?皮尔爵士受命接管政府，这次与女王打交道不会再有什么困难，阿尔伯特亲王已经成为她新的主心骨。
在19世纪的英国政坛，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算不上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他之所以直到今天仍未被遗忘，主要是因为他在10年后出任首相期间在克里木战争中处置失当。格拉斯敦紧紧追随阿伯丁，其他人对阿伯丁的评价就不那么高了。据说，阿伯丁在议会辩论时，有“一副嘲讽的腔调”；巴麦尊把这种腔调归之为“他的过时而弱智的原则”。从来不厚道的狄斯雷利评论说：“他的性格固然是孤僻的，如今转变成放纵的乖戾 带有语无伦次的女巫所特有的那种执拗的怨毒。”25
如果说狄斯雷利的描述不无准确，那么1841时阿伯丁还不是这样，但必须承认的一点是，阿伯丁缺乏前任巴麦尊所具备的许多素质。他们几乎就是巴麦尊的对立面，巴麦尊沉默寡言，计划周密，愿意在最后关头做出妥协；阿伯丁则忙于处理频繁发生的英法纠纷，在对华事务上采取了明智的无为政策，把问题交由印度当局处置。新任陆军和殖民地大臣斯坦利勋爵具备阿伯丁所缺乏的从容自如，但他的兴趣主要在爱尔兰，很少为中国事务操心。
1842年5月，英军进攻浙江乍浦，遭到清军的坚决抵抗。这幅插图表现了英军抬着尸体撤退的情景。
璞鼎查要到数月之后，才能得知国内政府更迭的消息，他继续积极推进，毫不含糊地执行巴麦尊勋爵的指令。1842年4月，璞鼎查在南京采取最后行动之前，曾数次致函外交部，这些报告表明。这位新任驻华全权大臣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巴麦尊勋爵的指令。璞鼎查用一种成熟的帝国口吻写道：“我忽然感到，中国人必定要么屈服、要么被挫败的时刻，很快就要来临。在后一种情况下，事情取决于英国女王要把哪些中国港口，或中国海岸的哪些部分纳入女王陛下的版图之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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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角度来看，1841－1842年的远征行动无可挑剔，足以成为教科书式的范例：一支小规模的远征军在海上力量的支援下，征服了一个帝国。这一次，远征军即将取得决定性战果时，再没有一位富于同情心的全权大臣下令停止行动了：事实上，在宁波城遭遇顽强抵巴加抗时，军方不得不阻止暴躁的璞鼎查爵士下令洗劫该城。“你所能做的最恼人的事情”，睿智的郭富建议说，“莫过于用我们的克制和公正向那里的人民证明，我们的天性被糟糕地误解了”。巴加支持璞鼎查，1842年2月5日，他私下里致函阿伯丁勋爵：“我不得不十分遗憾地提及我的同事们之间的意见分歧 H.G.（郭富）反对H.P.（璞鼎查）和我的意见，我们主张把查封的私货作为赎金和关税 我猜想，那位将军不愿强行从个人那里获取收益。”27
这场战争的细节对于香港历史来说并不重要，但结束战争的条约意义十分重大。较之义律在的时候，战斗普遍要惨烈得多。满族军队各自为阵，指挥失当，始终未能投入优势兵力。中国方面大约有两万正规军和人数更多的民团，投入一次战斗的兵力却只有数千人；他们在所难免地遭受重大伤亡，而战场上的失利沉重打击了中国人的信心。“皋华丽”号的赶到，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英国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拖曳到扬子江。1842年8月4日，“皋华丽”号停泊在南京城外的江面。实际上，“皋华丽”号只是一艘三等战列舰，而且是一艘过时的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