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圣日尔曼就抛弃了它奇特、独立、艺术性的地位，加入到市郊日尔曼周围豪华的阵容中来，那里曾是庄重威严的18世纪的特殊旅馆建筑，是普鲁斯特贵族女主人掌管的地方，是巴黎使馆区和高档时装区。圣日尔曼的变化犹如一个垮掉一代的孩子，成长为优雅而没有头脑的主妇。
我喜欢从圣日尔曼广场沿着波拿巴大街走下去，经过家居商店、美术学院、书报亭，一直走到学院大楼，这栋大楼包括法兰西学院及其期刊图书馆。学院大楼是我最喜爱的巴黎建筑，因为它的圆顶很高贵，意大利式的比例很完美，学院楼前有一座通往卢浮宫和古加希的步行木桥，晚上灯亮起来的时候，美轮美奂。它像是平静、智慧、理想化的幻影——它的中心是喷涌的泉水，装饰着让 · 古莱的浮雕，从中央大拱门还可以望见贝聿铭设计的冰冷而耀眼的玻璃金字塔。
我喜欢从那里走到皇宫，那是旧城中心一片安静幽雅的绿洲。当你经过布朗破旧的银球或者条纹圆柱，你就回到了科莱特和科克托的世界了，这两位是20世纪皇宫最有名的居民。他们是邻居，相互可以在窗户前招手。科莱特喜欢观看住在低矮的阁楼公寓里的科克托，落日的霞光照耀在道路上，反射到科克托的阁楼，他看上去好像是被舞台的脚灯所照亮的演员一样。
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年中，科莱特因为患风湿行动不便，很少起床。她用有她签名的蓝稿纸制作了一个遮阳罩，她坐在下面，蜷缩在毛皮披风中，她最后一位忠实、比她年轻许多的丈夫陪伴在旁。
科莱特是位充满了矛盾的人物。她对女权主义者嗤之以鼻，曾表示她们只配被鞭子抽一顿，关在深宫大院中。但是她自己离了两次婚，有十年的时间公开以同性恋的身份生活，世纪之交时在舞台上跳半裸的舞蹈，她年近五十时和十几岁的继子还闹出了一段绯闻。她把自己的母亲变成了一个令人喜爱的人物“西多”，公众场合她表现得很孝敬，但在实际生活中，她长期冷落晚年的母亲，并拒绝参加她的葬礼。科莱特对猫好是出了名的，她把自己描绘成贴近自然甚至近乎野性的人，但在现实中她却不很合常情，排斥嘲笑自己的女儿，把女儿交给仆人照顾，后来又把她打发到管理很严格的住宿学校。科莱特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丈夫是她喜欢的一个犹太人，她在纳粹占领时期设法将他保护起来，但是后来她却给一家亲纳粹的杂志社供稿，而且1941年出版的小说《卡尔内朗的朱莉》中充满了反犹的诋毁之词。部分章节在亲纳粹的刊物《戈兰高尔瓦》上刊登出来，这一期中有一幅森姆大叔的漫画和自由女神拿着犹太蜡烛台的漫画。虽然科莱特是一个典型的法国人，被当做是国家的财富，但是天主教堂却拒绝为她举行宗教葬礼。
当然，上述的总结中忽略了她作为天才的一面，这一点令许多人愿意原谅她所有的缺点。科莱特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直到她1954年81岁时死去，是被公认的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法国女作家。现在我们可以说，她是自1922年普鲁斯特去世以来同时代作家中最有才华的一位，无论性别。尽管其他的作家，多数是男作家，把她描述成为全靠直觉引导去创作的无意识的作家，但实际上科莱特经常几易其稿，总是在找寻最准确，甚至最令人震撼的意象。
可能最令批评家困惑的还是她的流派。她自称并未承袭从前的作家，这多少有几分公正。总的来说，法国文学从17世纪以来喜欢短句，词汇量很窄，用词也没有特色，对过量的隐喻有严格的限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20世纪两位文学大师普鲁斯特和科莱特却是最不典型的。普鲁斯特写的是很长的句子，这在当代法国散文中是空前的，科莱特同样对奇特而不合语言习惯的用词情有独衷（她是当代法语词汇量最大的作家），而且使用了色彩丰富的意象。
科莱特和普鲁斯特一样体验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科莱特的作品是明显基于她本人创作的，她本人是书里书外若隐若现的人物。普鲁斯特以自己的叙述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写了几千页，而科莱特在她近八卷的小说、回忆录、新闻作品和戏剧作品全集中，特别暗示并且处理了关于她自己的细节。
今天的法国人对英语读者如何严肃看待科莱特的问题稍有困惑，法国人认为科莱特是他们的祖母坐在干发器下阅读的作者（科莱特在有生之年所受的待遇要比这好得多）。也许他们对科莱特的低估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系：即在尤瑟纳尔和波伏瓦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乔治 · 桑和科莱特以外，几乎没有法国女性小说家在文学中占主导地位。法国恰巧没有和简 · 奥斯丁和乔治 · 艾略特相提并论的作家。此外，在她出生的土地上，她被当做是衰老、破落的颓废派中的一员，这个形象一直缠绕着她——她的朋友包括拉西勒德（《维纳斯先生》的作者）、普鲁斯特的导师罗伯特 · 德 · 孟德斯鸠， 以及国王的情妇布奇和贝里奥特洛。在她的有生之年，她一直给报界写文章，给摄影师做木乃伊模特，或者装扮成男性模特，有关她的闲言碎语到处流传，她还开了美发连锁店，（根据娜塔莉 · 巴尔尼的说法，她的客户出来后都看着老了十五岁。）这一切都证明她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她的情况类似于普鲁斯特，他在给《费加罗报》写了有关社会问题的的文章后，就被开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