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成为翰林学士，《 资治通鉴 》著者司马光也成为翰林学士。
新法、旧法之争的两派领袖，于神宗甫即位时同时就任为皇帝秘书，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于神宗即位的翌年又有改元之事，是为熙宁元年（1068年）。
此时王安石四十八岁，司马光五十岁，以东坡之号驰名的大诗人苏轼则为三十三岁，当时他因父亲去世正值服丧期间。苏东坡当然也是进士及第，但年轻的他仍只是中央官厅的中坚干部。相较之下，王安石则是历任州、府知事的高级干部。
王安石是曾巩为了牵制韩琦之专横而向皇帝推荐的，但他并没有因此即刻上京，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人认为自己急欲攀登龙门。
王安石可能成为秘书、顾问，甚至是可能成为宰相的阁僚级人物呢！――他知道人们对他的评价相当微妙，因此，对进退之间持着极为慎重的态度。他到熙宁元年的四月才上京，这是被推举为翰林学士后第五个月的事。
越次入对――史书如此表达。“次”指“序列”而言，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皇帝召见是超越序列之举。
“政治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非首先执行不可的事情是什么？”神宗质问他。
“非先做不可的事情是择术。也就是说，必须决定一贯的方法。”王安石回答。
不提意识之论，而以实施方法为绝对先决条件――王安石的实务派本色由此可见。
“方法？”神宗略为斜头问道：“不知唐太宗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否也以方法为重呢？”
在当时，“唐太宗”是明君的代名词。身为君主，如何才能成为像唐太宗那样的人？――这是每一个就帝位者所想的第一件事。
“为什么要向唐太宗看齐呢？”王安石用较大的声音道：“何不舍太宗而向尧、舜看齐？”
尧、舜是神话中的人物，为圣天子的代名词，远较实际存在过的唐太宗为高。
伸手到更远的地方――王安石如此激励年轻的神宗。
“尧、舜之道很难企及吧？”神宗道。
“一点不困难。”王安石态度严肃地摇头道：“尧、舜之道至为简明，绝不难仿效。这个道极得要领，而且容易至极。末世学者由于无知，因而把他们推到遥不可及的高处。”
关于唐太宗的政治，有《贞观政要》一书记录他与臣下问答政治而广为人知。但尧、舜由于是传说中的人物，因此无人确实知悉他们的政治手段如何。
志气要高，但绝不可轻视实务。――王安石想要告诉神宗的是这一点。
由口吻看得出来这是个硬汉子。神宗初次见面就对王安石有了这样的想法：一切交给这个人处理，一定不会有差错。
“臣过去在地方时，深深感觉如此下去，我国一定会陷入僵局。此际最重要的是变法，精神上要尽可能地接近尧、舜之心，但却要以务实态度将事情一一处理，这是最重要的。皇上可以不用畏惧，这样做一点也不困难。”
神宗表情恍惚地听着王安石滔滔不绝地讲话；实际上，神宗此刻正有醉意。
尧、舜之道不外乎是以人民为重的思想。
从王安石上京的第二年起，由他建议的“均输法”和“青苗法”陆续付诸施行。他的地位也逐次晋升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坐上宰相宝座。神宗对他的信赖程度由此可以窥见。
相对于此，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辞去翰林学士职位，移至地方专心完成《资治通鉴》。
新法以增加“健全之农民”为目的，换言之，在于增加有纳税能力的农民。为重建国家财政，这是最根本的方法。
新法以青苗法为主要骨干。
青苗法不外乎是国家以低利对农民融资。收割期过后开始种苗时，大部分农民都闹穷，为了要吃饭，连存下来准备作为种苗用的稻谷都早已卖掉，这是当时一般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