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贫农急需资金的地主或豪族，于青黄不接时期贷予他们的款项，利息达六成至十成之高，届时无力偿还的贫农只有潜逃沦为流民，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国家税收当然也因此而减少。
政府依据青苗法贷予农民的款项，利息在两成以下，而且，偿还方法可以任选稻谷或现金，谷价涨高时，当然以现金偿还较为有利。
青苗法公布后，立刻涌起反对之声。
地主和豪族施放高利贷并不是一时的行为，而是他们的主要营业项目之一。政府举办低利贷款的结果，他们就丧失了高利贷这项利润颇高的生意机会。
出仕朝廷的高级官僚，几乎全都是地主、豪族出身，因此，他们不赞成对自己带来不利的青苗法是必然的事情。为了国政改革，他们可以同意王安石其余的新法，唯独青苗法例外，坚决反对实施此法――这是他们的见解。
司马光则从另外的观点表示反对。
“国家怎么可以做贷款业务呢？国家必须以道义为基本，王安石三句不离尧、舜之道，但是向农民收取利息，不是背离此道吗？”
也就是说，他是站在道义观点表示反对的。
王安石对国家改造事宜怀有满腔热情，无论遭遇多大的反对声浪，他也决心贯彻到底。
新法之中有一种“募役法”，亦被称为“免役法”。
宋朝政府将农民依资产分为五个等级，其中的上等阶级――一等户和二等户――属富农，被认为是在经济上有余裕的阶级，因此，国家常常派各项杂务让他们担任。这些杂务包括官员出差或旅行时的住宿、接待事宜，以及国家物资的运输、保管，甚至押送犯人的任务等，而政府对这些任务都不支付任何报酬。
这亦使农民的勤劳意愿低落许多。以押送犯人为例，倘若犯人于途中逃逸，负责押送的人要受处罚。此外，负责运输的物资若有遗失或破损等情事，亦得赔偿。故，人们都说：成为一等户的人，最后一定会破产。
被核定为一等户或二等户，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因此，没有人愿意成为富农。耕作态度不积极的结果，生产力当然无法期望提高。有些人甚至积了不少财富，也依旧住在原先的破旧房子，连修缮也不肯，以免被提高等级。
王安石的募役法是要一、二等户富农缴纳金钱，以免除被政府派遣担任杂役的规定。政府用这样的方法招募人员担任这类工作，因而称之为“募役法”。富农因缴纳金钱而免除被派令担任杂役，故此法又被叫做“免役法”。实施的结果，农民的勤劳意愿果然回升，人人愿意辛勤耕作，以便成为一等户，这当然使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
由于募役法使富农的负担减轻，所以没有像青苗法那样地受到反对。但还是有人以“删改祖法乃不孝之举”的道义观点，表示反对。删改宋建国以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等历代皇帝所推行的“法”，非子孙应有之举――这是这一派人士的想法。
当然也有人是为反对而反对。这些人虽然赞成推行新法改造国家，却因为对王安石持有反感，所以决心处处与他对立。
有些人则因为与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血亲或朋友关系，而加入反对新法阵营。反对新法的人被称为“旧法派”，两派的对立遂越演越炽烈。为了使国家恢复活力的改革方案，反而带来论争和对立，使国家丧失活力――时局一时有了这样的倾向。
宋都开封再度被包围。
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率领军队进入开封，对钦宗奏道：“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于蜀地，大乱最后得以平定，唐遂恢复天下。尚望陛下避开金之乱，暂时移驾襄阳。陛下留于京师（开封），皇室有与国家俱灭之虞。尚请陛下三思。”
而钦宗却默然不语。缄默当然表示拒绝。
大宋帝国会就此灭亡，对钦宗而言是匪夷所思的事。他采纳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的进言，任命在相州的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下诏命他率领勤王义军赶回首都负责防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