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我三十多年来学习的札记，记录我在不同时期的执迷、探索与启蒙。七十年代的文字大部分像是“补习”的笔记。在正常社会里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应该熟稔的传统文化，如京剧、昆曲、原住民乐舞，乃至“二二八”，我都必须从头去找寻、认识；西方艺术、舞蹈，也得去关心。观察一位艺术家、一出重要作品，不能单独只看表象，放到时代、社会与文化背景上去计较，才能比较容易掌握可以运用的道理。旅行时，我不带照相机，找到有关当地文化、历史的书，我常抓狂地彻夜阅读，见了人就东问西问。因为执迷，在海外写的文章篇幅往往较长，没有舞团，可闲暇伏案。
七八十年代，现代舞在台湾是新事物，主编文化版的长辈们说，光跳不行，要写文章讲你在做什么，不然社会不懂。我往往在排练休息的一小时，一挥而就，赶上截稿时间。八十年代后半期，我开始减量。留学归来的舞蹈学者愈来愈多，文章愈写愈好，特别是《表演艺术》创刊后，我完全不必再肩负介绍西方舞蹈的任务，只做一个快乐的读者。
少写的另一个理由是，我排斥文字。
写小说，学新闻，我从文字出身，早期作品《白蛇传》、《薪传》、《红楼梦》都有叙事的色彩。文字伤舞。讲求文字可以界定的表现往往限制了肢体的丰富性：白蛇再怎么泼辣，也不能像青蛇那样蛇蛇蝎蝎、满地打滚吧。舞近于诗。舞蹈的特长是以舞者的“生理发作”激发观众的生理反应，是能量的交换。
我用了大约二十年的时光，试图洗去文字的牵挂，用画面、用动力来思考。一九九四年的《流浪者之歌》之后的作品，我觉得比较成熟，舞者不必再为角色服务，肢体获得“解严”，动作繁复了，蕴涵也较深厚。与此并行发展的是，我不会写文章了。好容易坐定，总是找不到字。一篇短短的《高处眼亮》竟然缠绵两个礼拜。
劳师动众编就的舞作，幕落就蒸发。我的作品在我退休没几年后，也势必消失--因为新的艺术总监不一定觉得舞者需要站桩、打坐；基本训练消失，《水月》、《行草三部曲》自然“退休”。这是生命荣枯的定律。求鱼得鱼，无憾。然而，一个人闭门造车、轻易写就的文字却可能千年万代，特别在网站风行的年代，想毁尸灭迹都办不到。
我思索，这册旧作新编的文集可以有什么意义？观舞之余的闲暇阅读，回顾台湾文化界一个学艺者的成长足迹。连侯孝贤也快成为大多新世代的陌生人之际，我很愿意重复宣唱一些“古人”的名字，描绘他们的风范，好像《薪传》吟唱陈达的《思想起》，《白蛇传》的舞台矗立杨英风的雕塑。如果幸运的话，也许触动了某个容易执迷的年轻人，引发他异想天开的憧憬，像邓肯、纽瑞耶夫、葛兰姆、巴兰钦、康宁汉、叶公超、侯孝贤那样震动我的灵魂，像俞大纲老师那样把着我的手，给我重大的启蒙。
我把这本书献给俞大纲先生在天之灵。
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八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