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件事物或一个人物讲清楚，话语重在朴实、详细、自然和有感而发，不做任何无病呻吟与叶公好龙之举。我不会为了篇幅或稿酬而把文章硬生生地抻成一块注水肉，也不会为了看上去顺眼而刻意在章节目录上追求一个祥瑞的整数。商场即如战场，各种花样的战略决策和战术部署在这两个场合里往往是互通的，企业的经营、发展，相互之间的共生、竞争，也如军政大计，同样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角逐。
这一点，非常类似于新中国的创建史：从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人和其领导的军事政治力量，在1948年以前二十余载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统统算在一起，似乎都抵不上从这年秋天到次年春夏发起的一连串凛冽攻势。然而，恰恰是前者长期的深厚积淀，才为后者短期的摧枯拉朽以及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和今天享国六十载这些历史事实，奠定了无可置疑的岁月基石。
同理，一家声名显赫的公司，其企业文化的培养和经营策略的制定，也是在早期创业岁月里逐步确立和完善的。实力膨胀之后的商业行为和经营活动，无论是有章可循还是约定俗成，几乎都是在恪守惯性因素作用下的自然延续，也就是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在轨道上正常运行”。除非是在战略层次上发生了某些重大的决策调整，否则，很难再产生什么能“触动本质”的偏移了。因此，本书对华谊兄弟作出的论述和分析，也一定要把重点放到它的诞生期和成长期，到这个阶段里面去发掘它取得今天这些成就的先期根源。
人的性情品性是在成长阶段中逐渐塑造的，企业也是如此。民间俗话常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这句话里面就用年龄标识出两条清晰的分界线。对于华谊兄弟来讲，前一个界线就是上节里提到的“元年”2004，后一个界线就是2009。2004年以前的这五年，是华谊兄弟的“童年时代”，2005年到2009年的这五年，也并非是华谊兄弟的成熟期，而是一个快速发育的“青春期”--让同行感到略为诧异的发育速度、在同行中一向喜欢拔尖争前的“好胜”作风、时而让公众感到有些“叛逆”的言行和愈加趋近成熟的商业运作手段，是华谊兄弟在这一时段表现出来的明显特征。
就如上一节里所说，在2004年以前，王忠军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不仅仅是一个影视娱乐公司的领军人物，他还兼具非常典型的“多元化”身份。2003和2004两年，华谊兄弟在电影业内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形成一个响亮、积极的刺激信号，令王氏兄弟信心暴涨。而且随着公司实力的膨胀和业务量的同步增长，他们越来越难以把有限的精力分担到其他方面上去--从2004年末开始，王忠军王忠磊兄弟就果断地把自己涉足的产业之中那些与传媒娱乐行业无关的项目逐步出让（比如王氏兄弟宝马汽车的代理销售生意，当时已经经营得很有成就了），专心投入到华谊兄弟的经营当中。
我们还是以冯小刚为例来继续探察吧。作为最显著的“符号人物”，冯导个人的电影创作活动和社交活动都是与公司大局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窥冯小刚这“一斑”，逐步通晓华谊兄弟的“全豹”：
1997-2000年之间，冯小刚一共执导了四部电影：《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从制作水准上来分析，这四部作品都是投资额控制在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下的低成本电影；而从题材、故事内容和上映档期三方面综合分析，除由张国立主演、于2000年秋季（国庆）档内上映的《一声叹息》之外，其他三部都是坚持让葛优出演男主角，以小人物略显荒唐的人生经历为主要情节，以爱情和幽默调侃的京味儿对白为标志性特征，专攻年末贺岁档的现代都市喜剧片。
这些影片上映后，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地域局限性--“北热南冷”是这一时期冯氏喜剧片一直存在的明显缺陷。对观影群体和票房作出的分析结果也表明：北方尤其是北京，一直是冯氏喜剧的主要阵地。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冯小刚早期喜剧贺岁片的成功，是在北京的电影市场和首都老百姓的热情支持下取得的。
在属于这个阶段的作品中，并不以“幽默”见长的《一声叹息》参加了2000年的第24届开罗国际电影节，并一举拿下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特别提及鼓励（授予“女儿”的扮演者吴旭）这五个奖项，收获甚丰。尽管这是一个国际影响力明显比不上“戛（纳）、柏（林）、威（尼斯）”的海外影展，但起码可以让冯小刚在“艺术认可”方面颇有收获，不至于囊中羞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