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一时期的华谊兄弟，也是当时国内诸多民营影视传媒型企业中崭露头角的一家新秀。我在前面第二节和第四节的内容中提到了两点，即在1998年以前，王忠军和冯小刚并不相识。进军电影业时，王忠军对这个行业既没有深入的了解，也没有构想过任何远景规划，纯粹就是个非常随意简单的投资决定。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这么冒冒失失地一猛子扎进了电影产业，最原始和最迫切的目的，是为自己在广告业赚到的早期资本寻找一些新的投资途径。
王忠军和冯小刚在电影事业上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1999年，通过当时的华谊兄弟广告有限公司（B）对冯小刚第三部贺岁喜剧电影《没完没了》的投资而开始结识的。
此举也是当时作为一个电影门外汉的王忠军，对电影业首次播下的四块试验田的其中“之一”--几乎就在同时，华谊兄弟广告（B）还投资了另外三部国产电影--陈凯歌导演的《荆轲刺秦王》、姜文的《鬼子来了》，以及为迎接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拍摄的《我的1919》。
就这四部电影在投资金额和制片权限方面的情况来看：《鬼子来了》的制作成本接近两千万元人民币。两千万元，搁在今天也就勉强是个中等投资的制作水准，但在1999年的中国电影界，这已经是一笔非常可观的单片制作经费了。该片的几个联合出品方（制片方）中，华谊兄弟广告（B）是居于靠后位置、比较次要的那个“之一”。而在制作成本更加高昂的《荆轲刺秦王》中，华谊兄弟这个“之一”的分量更是微不足道。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投资金额有限”这个前提条件下，华谊兄弟广告（B）参投了四部国产影片，而在相对成本最低、运作周期最短的《没完没了》里占据的投资比例最高，拥有的话语权最大。
从华谊兄弟广告（B）在一年当中一口气投资四部电影的这个“大手笔”来看，这就是一套毫无章法的乱拳。四部电影，其中有喜剧片、有文艺片、有商业片、有主旋律，有现代的、有古代的，有都市的、有农村的……影片题材类型与情节内容严重“涣散”，恐怕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每个影片里都有名导和明星参与。这种投资方式根本没有任何明确的针对性和目的性，而且华谊兄弟广告（B）在多数电影里都没有执行制片的资格。这足以说明，作出这种投资决策的当事人，只具备了“影迷”的眼光和判断力，而不可能是有经验的电影从业人员。
数年之后，王忠军对媒体直言，当初投资电影，是在自己一窍不通的情况下就把钱砸进去了，可见此话的确不虚，由此也能看出大王总为人的坦诚与可爱。
尽管转眼之间，时光晃过，彼时已经相去十多年了，但我对这几部电影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依然比较清楚--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古装大片，《荆轲刺秦王》主要利用日资摄制，同时也由日方买断了该片在日本国内的发行权，而大陆票房则完全交给中方执行制片方，即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时中影集团还没有正式组建）。
请注意，这个买断发行权是“海外票房独享”，和今天“海外票房分账”的概念可是大大的不一样--简单来说，就是日方买断了该片的日本权益后，独自承担在日本国内的所有商业风险，也独享所有形式的商业收益，不再分给中方；反之，中方在本国也采取类似的方式。
偏偏，《荆轲刺秦王》在国内上映后，一度引起了广泛和持续的争议，票房也并不理想。而姜文的《鬼子来了》则压根儿就没能上映。王忠军初次播下的几块试验田，一块严重歉收、一块颗粒无收，只有冯小刚的《没完没了》上映后，表现最佳，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冯氏贺岁喜剧票房收入与观众口碑“并行”的成果，取得的回报最让王忠军高兴。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在上个世纪末，冯导的《没完没了》也遭到票房失败，导致王忠军的三块试验田全军覆没，那么这个苦涩的结果很有可能会让他感觉电影业风险叵测，并就此及时打住，抱恨而退、铩羽而归，彻底远离这个行当了。日后也就不会有组建华谊兄弟太合正式进入电影界，进而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迅猛发展并登陆创业板这段精彩的江湖传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