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夫妇的生活尽管忙乱，然而钱钟书的“痴气”时而“发作”，为生活平添了几分欢乐。杨绛介绍说，“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不久，钱钟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同届一位留学牛津的庚款生，口试后很得意地告诉钱钟书说，“考官们只提了一个问题，以后就没有谁提问了。”不料他的论文还需重写。钱钟书同学院的英国朋友，论文口试没能通过，就没得学位。钱钟书领到一张文学学士文凭。他告别牛津友好，摒挡行李，一家三口就前往法国巴黎。
四
杨绛的治学兴趣，着重点还是在法国文学上。因此，在牛津大学最后一年，钱氏夫妇就请友人为他俩在巴黎大学注了册。这样，他们便结伴来到巴黎。
他们大概是在女儿圆圆出生后的第一百天的时候，由牛津乘火车到伦敦，换车到多佛港口，上渡船过海，到法国加来港登陆，进入法国国境，然后乘火车到巴黎，住入朋友为他们在巴黎近郊租下的公寓。
在杨绛的记忆中，他们的圆圆穿了长过半身的婴儿服，已是个蛮漂亮的娃娃。一位伦敦上车的中年乘客把熟睡的圆圆细细端详了一番，用双关语恭维说，“a China baby”（一个中国娃娃），也可解作“a china baby”（一个瓷娃娃），因为中国娃娃肌理细腻，像瓷。这番话惹得杨绛颇为得意。
杨绛因钱钟书不会抱孩子，把应该手提的打字机之类都塞在大箱子里。他两手提两只小提箱，杨绛抱不动娃娃的时候可和他换换手。渡轮抵达法国加来，港口管理人员上船，看见她抱着个婴儿立在人群中，立即把她请出来，让她抱着阿圆优先下船。满船渡客排成长队，挨次下船。
杨绛第一个到海关，很悠闲地认出自己的一件件行李。钱钟书随后也到了。海关人员都争看他们的“中国娃娃”，行李一件也没查。他们表示对中国娃娃的友好，没打开一只箱子，笑嘻嘻地一一画上“通过”的记号。对此，杨绛顿生好感：觉得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关心并爱护婴儿和母亲。
巴黎大学的历史悠久，创办的时间比牛津大学还早一个世纪，但是它的学风却比牛津宽松自由。杨绛体会到了两所大学的不同风格，不敢也不愿稍加松懈。
杨绛他们客居的公寓的主人名叫咖淑夫人，她是一名退休的邮务员。她用退休金买下一幢房子出租，兼供部分房客的一日三餐。伙食很便宜，却又非常丰盛。她是个好厨师，做菜有一手。她丈夫买菜不知计较，买了鱼肉，又买鸡鸭。饭摆在她家饭间里，一大桌，可坐十数人，男女都是单身房客。杨绛他们租的房间有厨房，可是他们最初也包饭。替他们找到这所公寓的是留学巴黎大学的盛澄华。他到火车站来接，又送他们到公寓。公寓近车站，上车五分钟就到巴黎市中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