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这天来看了夫人四次。她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她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钱钟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夫人见面。第二次来，知道夫人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他的夫人，这时杨绛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她已清醒。护士特地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钱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女儿长大后，母亲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
杨绛得知丈夫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
他们的女儿钱瑗，初名健汝，小名阿圆。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钱钟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
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杨绛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统房间，三十二个妈妈，三十三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她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了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她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她只能听见阿圆的哭声，看不到孩子。护士教她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她学会了，只是没她们快。
钱钟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对杨绛说“我做坏事了”。原来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
杨绛问明是怎样的灯，她说：
“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正由于杨绛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杨绛说的“不要紧”这句话。他们在伦敦“探险”时，钱钟书额骨上生了一个疔。杨绛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杨绛做热敷。
杨绛安慰钱钟书说：
“不要紧，我会给你治。”
杨绛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不出几天，就把粘在纱布上的最后的东西连根拔去，他的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杨绛所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
杨绛夫妇对女儿十分疼爱，据说在钱瑗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家人收到这个出生不久的婴儿的照片，发现她睡的“摇篮”竟是一只书桌的抽屉，可见当时他们生活的忙碌程度。杨绛夫妇一生只生育了一个女儿，当时并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据说事出有因。杨绛告诉我们：“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那么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杨绛的话，我们当然不能不听。放眼社会现实，他们没有生第二个孩子，毕竟与这个大灾大难的时代大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