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巴黎的中国学生为数众多，过境观光的旅客不算，留学欧美而来巴黎度假的就很多。杨绛每出门，总会碰到同学或相识。当时寄宿巴黎大学宿舍“大学城”的学生，有一位H小姐住美国馆，一位T小姐住英国馆，盛澄华住瑞士馆。其他散居巴黎各区。
与杨绛经常来往的是林黎光、李伟夫妇。李伟是清华同学，中文系的，能做诗填词，毛笔字写得很老练。而林黎光专攻梵文，他治学严谨，正在读博士。他们有一个儿子和杨绛的女儿同年同月生。
杨绛听李伟说，某某等同学的孩子送入托儿所，生活刻板，吃、喝、拉、撒、睡都按规定的时间。她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这等训练，钱钟书当然也舍不得。
杨绛对门的邻居是公务员太太，丈夫早出晚归。她没有孩子，常来抱圆圆过去玩。她想把孩子带到乡间去养，就对杨绛说：
“乡间空气好，牛奶好，菜蔬也好。”她试图说服杨绛把孩子交托给她带到乡间去。她又说，你们去探望也很方便。
如果这话说在孩子出生之前，杨绛也许会答应。可是孩子怀在肚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里了，反叫她牵心挂肠，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对门太太曾把圆圆的小床挪入她的卧房，看孩子能否习惯。圆圆倒很习惯，乖乖地睡到天亮，没哭一声。
杨绛夫妇两人却通宵未眠，他们牵心挂肠。好在对门太太也未便回乡，她丈夫在巴黎上班呢。她随时可把孩子抱过去玩。他们夫妇需一同出门的时候，就托她照看。当然，他们也送她报酬。
杨绛夫妇在巴黎的生活比较自由自在——因为钱钟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释重负。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得。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他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这种想法逐渐影响到杨绛，因此他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但只按各自定的课程读书。
这样，杨绛和钱钟书白天除了上课，经常结伴出去坐一会儿咖啡馆，注意从社会学习语言和汲取知识，或者一起逛逛旧书肆；晚上一般都回到公寓，不改旧习，发愤读书，青灯黄卷长相伴，不亦乐乎。
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那时在法国的中国人很多，有勤工俭学的，有来访问的等等。他们当中有吕叔湘、王礼锡、向达、徐、罗大冈、王辛笛、盛澄华等人。钱氏夫妇与他们时有过往，对此，诗人王辛笛为我们留下了点滴回忆，他说：“一九三六年我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进修，次年到巴黎短期度假，住在清华窗友盛澄华（1913～1970年）寓处。适巧钟书偕其夫人杨绛也由牛津来巴黎，同住在拉丁区，与盛处相去不远。澄华专攻纪德作品，并常就近向纪德本人请益（在抗战期间译出《伪币制造者》等问世），不同于一般留学生惟学位头衔是务，钟书对此颇有好感。大家在街头朝夕不期而遇，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杨绛记忆所及，钱钟书小说《围城》中的人物禇慎明即取材于这一时期在巴黎的相识。她说：禇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那个影子的真身比禇慎明更夸张些呢。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分数，并排列先后。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心翼翼地应付过去。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在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真的吗？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其实，禇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钟书“救”了他回来。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准是那杯牛奶作祟，使钟书把禇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发出来的。这无疑是杨绛他们在巴黎生活的一段插曲，当然在钱钟书的小说里便演绎成十分有趣的情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