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夏日的一天，毛泽民正在上海培德里中央发行部机关聚精会神地工作，只听房门被轻轻敲了两下。他抬头一看，一个圆圆脸、留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女同志正站在门口。
毛泽民微笑着站起身来：“如果我没猜错，你一定是钱希均同志？”
钱希均爽快地点了点头。
看着眼前身着纺绸短衫，举止庄重的大老板，钱希均有些不知所措。她从衣襟处抽出手帕，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水，时而又不停地用手帕扇着风。毛泽民给她倒了一杯凉茶，又递过一把蒲扇，随着习习凉风，钱希均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
此时，已进入而立之年的“杨老板”还是单身一人。一个生意人，形单影只，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党组织从工作安全考虑，决定派纱厂女工钱希均配合他的工作。
钱希均还有一个哥哥叫钱之光，比她大5岁。诸暨人崇尚“耕读家风”，尽管家境艰难，父亲还是硬撑着让钱之光读书。在他18岁那年，父亲因患血吸虫病，撒手人寰。钱之光开始料理家事，除了种田外，还搞养蚕、缫丝和蚕丝贩运，渐渐地学会了做生意。在钱希均之前，他也参加了革命。
在谈话中，毛泽民向钱希均简要地介绍了出版发行部的情况，以及她要完成的工作。毛泽民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个发行机关是党的宣传部门的咽喉。你除了做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工作，到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的住地传递秘密文件。要记住，安全、保密是一条重要纪律。你要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外界来往，要保证党中央和我们这个机关的绝对安全。”
当时，正是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之时。出版发行部的任务相当繁重。钱希均到来时，部里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不仅要承担出版发行工作，还要加印和组织调运大量图书，满足广大群众渴望阅读进步书籍的需要。钱希均担任交通工作，经常要到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地取稿件或送清样，还经常出入基层交通站。革命工作的锻炼和考验，使这位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日渐成熟起来。这年年底，毛泽民和钱希均结为革命伴侣。
那时，他们住机关，除组织上每月发给每人15元生活费外，没有其他任何收入。这些钱包括租房、吃饭、穿衣和一些日用开支。为了掩护身份，仅穿戴一项开销就很大，能用在吃上的钱就更少了。毛泽民每月还要攒下一些钱，寄给在长沙乡下的大嫂杨开慧和三个侄子，有时还要寄钱给在唐家（土乇）的舅父母。
毛泽民在生活上很节省。中午，他一般不回家。在印刷厂工作时，他就买两个烧饼，用开水泡着吃。如果在外边，他就在街上买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充饥。吃阳春面与他老板的身份很不相称，街上到处都是“包打听”。每当这时，他就有意拍拍自己的肚皮，用生硬的上海话说：“阿拉屋里厢油水老大，在外面吃碗阳春面，清清肠胃，倒也满惬意的。”
看到丈夫日夜忙碌，身体日渐消瘦，钱希均很心疼。她每天回家早，总是做些可口的饭菜，等着丈夫回来。毛泽民很爱吃辣，有了辣椒，胃口顿开。但他有胃病，医生不让他吃刺激性食物。钱希均就尽量买些他喜欢吃的蔬菜做给他吃。
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毛泽民常常思念家乡。他经常向钱希均讲起自己的大哥毛泽东。每当这时，他的脸上都洋溢着敬慕和思念的神情。钱希均虽然没有见过大哥，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敬意。
从1926—1931年6年的时间里，钱希均跟随毛泽民出生入死，创建并扩大党的秘密出版发行工作。为了保护党的秘密机关的安全，甩掉身后的“尾巴”，她经常多走很多路，巧妙地与敌人周旋。1929年夏天，20多个“包打听”突然闯进协新印刷所，进行大搜查。正是出外办事的钱希均及时发现了情况，立即向中央特科作了报告。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紧急部署了营救工作，使这场突发事件化险为夷。
1931年初夏，上海党中央领导层连续出现叛徒。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毛泽民和钱希均撤离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这年秋天，他们来到红都瑞金。钱希均终于见到了景仰已久的大哥毛泽东。初到瑞金时，他们夫妻与大哥大嫂住在一起，兄弟俩彻夜长谈，钱希均则与大嫂贺子珍亲如姐妹。长期在白区秘密环境中工作的钱希均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就连走路都带着歌声和笑声。从这时到红军长征，钱希均一直担任《红色中华》的发行科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钱希均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位女战士之一，被编在中央纵队。长征初期，钱希均在干部休养连任政治干事，后来，任政治保卫局的检查员。她要组织雇请民夫、筹集粮款，了解民情和敌情，还要向沿途的群众宣传红军、宣传抗日。虽然她和毛泽民同在中央纵队，却不在一起行军，会面时，相互打个招呼，以示鼓励。在遵义休整期间，毛泽民带领国家银行在12天内完成发行和回收“红军票”的工作。那段时间，钱希均总能见到毛泽民忙碌的身影，却难得有机会和他说上半句话。
1938年2月，毛泽民在赴苏联学习、治病途中，被留在新疆工作，成为盛世才政府的高级官员。钱希均被党组织安排在迪化东门外的“新兵营”任图书馆主任。他们的生活较之过去安定了许多，可夫妻感情却走到了尽头。
钱希均后来在回忆新疆一段的生活时，不止一次说过：“当时，我很想不通，苏联派来许多飞机，运来大量的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日，我们不去抗日前线，却在这里与军阀搞统战。”她对中央和毛泽民的许多做法不能理解，多次要求回延安，或者去抗日前线。
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磨砺的钱希均，性格倔犟、执拗，她跟毛泽民提出分手也许是赌气，但性格耿直的毛泽民对婚姻的态度是严肃的、直率的，他工作繁忙，没有精力放在个人感情生活上，也从来不会勉强和迁就对方。
1939年冬天，党组织同意钱希均要求到抗日前线工作的意见，让她和“新兵营”的同志一道离开新疆。同时，党组织也批准了钱希均的离婚请求。钱希均于1940年初回到延安。
对于最终与毛泽民分手，钱希均是后悔的，也是痛心的。她在《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忆毛泽民同志》一文的结尾，写下了她最真实的感情：“泽民同志牺牲的消息我是在延安知道的。霎时，头晕目眩，痛苦不已！没想到1939年在新疆一别、竟成永诀！在这里，本来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每当这时，悲痛欲绝，泪眼模糊……泽民同志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