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春的一天，盛世才主持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财政开支预拨款问题。省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周彬）汇报了全省目前的财政状况，随后，又逐条宣读并解释了由他起草的文件《要在全疆实行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及实施办法》，提请委员们讨论。
毛泽民的话音刚落，莅会者便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很显然，新的预算和决算办法首先触犯了各层官吏的直接利益，他们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行为将要受到约束和限制。可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新疆财政的危局已接近无法支撑的境地。整整一个下午，会议都没有讨论出统一的意见来。
这时，坐在长型会议桌尽头的一位年轻的女委员突然站了起来，公开表态，支持周厅长的发言。她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支持这个方案的理由后说：“周厅长的意见对整顿新疆混乱的财政无疑是一剂良药，对新疆人民有利。当然，要建立这套制度困难很多，但我们新政府有‘六大政策’，一定会得到全疆各族百姓的支持，也会得到督办和在座的各位的支持！”
在一片议论声中，会议终于有了结论：凡是预算外开支必须得到财经委员会批准，否则，财政厅一律不予拨款。财政改革对盛世才的确是无奈之举。
几天后，在新疆“八办”负责人会议上，毛泽民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他对中央代表邓发说：“那天，在督办府政务会议上，有位带江浙口音的女委员把省政府要建立预算、决算制度的高帽子戴在盛世才头上，逼得盛世才不得不明确表态。”
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省政务会总共两位女委员，一位是盛世才的夫人邱毓芳，另一位是从延安来的迪化女中的教导主任朱旦华。邓发知道毛泽民与钱希均婚姻已经“触礁”，便开玩笑地说：“她叫朱旦华，是我们的同志。她还没有结婚，怎么，我给你搭个桥？”
当时党内有规定：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不得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即使同是从延安来的同志，也是常相见、不相识。邓发不管毛泽民是否接受他的建议，便一股脑儿地将朱旦华的详细情况介绍给毛泽民。
原来，朱旦华名叫姚秀霞，是浙江宁波慈溪人。她的父亲早年在家乡经营传统土布，后来把买卖做到了上海。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工商业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父亲的国布庄很快就被日本廉价的洋纱、洋布挤垮了。姚秀霞就读的务本女中是上海一所不错的学校，她的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因为家道中落，她无法继续读高中，只得选择学费低廉又不收生活费的本校高中师范科。毕业后，她留在学校教务处做了一名办事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姚秀霞由上海地下党介绍去了延安，考入陕北公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党中央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第一批干部到新疆工作，姚秀霞就在其中。到达迪化后，她被分配在新疆省立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不久，又被增补为新疆省政务委员。在从延安赴新疆途中，姚秀霞化名朱旦华，以后这个名字竟陪伴了她一生。
邓发是个急性子，没过几天，竟把朱旦华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小朱啊，你今年也有二十七八岁了吧？早该有个家了。在新疆工作，斗争复杂，如果找爱人，他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啊。”
朱旦华大方地回答：“我也这么想。”
邓发在中央苏区就是政治保卫局长，善于察言观色。谈话间，他一直在观察朱旦华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见朱旦华落落大方，他也直截了当：“其实，这个人你见过，就是财政厅的周彬厅长。”
“省财政厅的那个周彬？他也是我们的同志？”朱旦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续问了两个大问号，又不无嘲讽地说：“我还以为他是盛世才手下的幕僚呢！”
邓发几乎笑出声来：“他当然是我们的同志，老布尔什维克了！在中央苏区，我们就认识。他的真名叫毛泽民，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弟弟。”
这下可把朱旦华弄糊涂了。
邓发收住笑，一本正经地解释说：“周彬都是泽民同志的化名。他是去年2月来迪化的，本来是去苏联治病的，后来，中央决定他留在新疆工作。”
“毛主席的亲弟弟，难怪他的发言如此高屋建瓴！”崇敬之情在朱旦华的心中油然而升。
邓发趁热打铁：“泽民同志结过婚，他的妻子钱希均是位老红军，因为性格差异，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在一起了。”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别看盛世才对我们共产党人很客气，其实他对我们很不放心。泽民同志身边有不少特务，没有一个贴心的人照顾他的生活，会影响党的工作的……”
见朱旦华没有表示反对，邓发进一步说：“我看，你和泽民同志很有缘分。那天，你在政务会议发言支持周厅长的计划，事后，泽民同志就主动打听你了！”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未了，毛泽民正巧推门走了进来，身上还带着室外的寒气。
“方林同志，你找我？”
“噢，你来得正好。这位是朱旦华同志，你们见过面，你们先聊着！”
这场“相亲”戏就是邓发导演的。见两位“主角”都到场了，邓发做了一个鬼脸，掩上门离开了。
谈话间，毛泽民仔细地打量着朱旦华，白皙的圆脸盘，齐耳的短发，金丝眼镜后边有一双美丽善良的大眼睛，在那件灰色条纹棉袍的映衬下，更显得端庄秀雅。此时，朱旦华也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毛泽民，但她不想第一次见面就谈婚论嫁，有意把话题岔开了。她向毛泽民谈起在延安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那是陕北公学开学的第一天，毛主席来给同学们讲课。毛主席洪亮的湘音深深地吸引着在广场上听课的每一个人。毛主席说：“你们像朝圣进香一样，一群群地来到延安。你们是来追求真理的。你们的路走对了！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毛主席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从劳动创造世界，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讲到全民动员，持久抗战，他号召大家“要安心坐下来，认真学点马列主义”。在延河水、小米饭、马列主义“乳汁”的哺育下，朱旦华像许许多多进步青年一样茁壮成长起来。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她秀美的脸庞上仍然洋溢着喜悦。
春天来了，柳枝吐绿，百花争艳，毛泽民约朱旦华到迪化市中心的红山嘴去游玩。他们登山远望，心旷神怡。毛泽民第一次向朱旦华敞开心扉，谈起自己的身世：从如何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走出韶山冲，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党组织派他去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从在上海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到如何进入中央苏区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以及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国民经济部的工作。接着，毛泽民又谈到自己的两次婚姻。
朱旦华静静地听着，她的心潮跟随着毛泽民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激荡起伏着。
说着，毛泽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递给朱旦华看。照片上是一个清秀而带点腼腆的大姑娘。毛泽民告诉朱旦华：“这是我的女儿远志，她冒着风险从湖南老家到延安找父亲，可是我已经离开延安了……”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说：“这孩子命苦啊！小小的年纪就备受艰辛……”
那一瞬间，朱旦华仿佛理解了一切。她被眼前这位中年汉子坚忍、执著的情感世界深深地打动了。
5月底，毛泽民要启程去苏联治病、学习。邓发让“八办”食堂多炒了几个菜，为毛泽民饯行。他也把朱旦华请来“做客”。席间，邓发突然举起酒杯，高声宣布道：“今天的聚餐，既是为泽民同志饯行，也是为他和我们的女教师朱旦华举行的订婚仪式！”说完，他向毛泽民和朱旦华诡谲地挤了一下眼睛。
在场的人先是一愣，紧接着就热烈地鼓起掌来。年轻人甚至高兴地欢呼起来。毛泽民和朱旦华也沉浸在幸福中……
1940年2月，毛泽民从苏联回到迪化。他和朱旦华的婚事也进入议程。他们选择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婚礼。
那时，新疆督办府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高级官员办喜事，都要提前一个月给属下发请帖，从他们的薪水中扣除礼金，还要动用公款大宴三天。省财政厅长是省府的高级幕僚，还是一省之“财神爷”。按照盛世才的旧传统，“财神爷”办婚礼，可要兴师动众的。
然而，毛泽民结婚既没有花费公家一分钱，也没有向属下发请帖，更没有克扣人家的薪水。参加婚礼的宾客一律以茶水招待。迪化女中学生歌咏队自发地前来贺喜。姑娘们围着新郎、新娘，唱起美好的赞歌，跳起欢快的维族舞蹈。
婚后，毛泽民和朱旦华又投入紧张繁忙的工作。毛泽民依然早出晚归，每天晚饭后，还要起草文件，或审阅各种报告和报表，经常工作到深夜。
不久，朱旦华怀孕了。她仍旧勤奋地工作和学习，不愿意让毛泽民为自己分心。看着妻子渐渐隆起的肚子和疲惫的身体，毛泽民对她也更加体贴。他们的住地离迪化女中比较远，尤其是雨雪天，道路泥泞，很难走。每当这时，毛泽民都让马车送朱旦华去学校，自己却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雨雪去上班。
1941年2月14日，朱旦华在迪化医院生下一个白胖胖的儿子。毛泽民已经45岁了，中年又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他满心欢喜地给儿子取名“远新”。“远”是韶山毛家的字辈牒序，也含有对生在遥远新疆的纪念，以及任重道远，革故鼎新的希冀。
朱旦华的产假刚过，就把孩子交给保姆，又为抗日宣传、募捐忙碌起来。她找到赵丹、徐韬、叶露茜、俞佩珊、鲁少飞等当时在新疆的文化艺术界名流，以及从延安来的于村、白大力等人，请他们来迪化女中辅导话剧团，排练演出《朔风》《妇女解放二部曲》《乱世男女》《雷雨》《屈原》《北京人》和《武则天》等著名剧目。通过不辞辛劳的巡回义演，用募集的资金购买了一架飞机，支援抗日。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的领导人秘密软禁在满城邱公馆。朱旦华和1岁半的儿子也随毛泽民一起被软禁起来。后来，他们又被转移到刘公馆。
1943年2月7日那个漆黑的深夜，毛泽民和陈潭秋等人被盛世才投入第二监狱。临别前，刚满2周岁的儿子睡得正香，毛泽民走到小床旁，在儿子稚嫩的小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为他塞好被子，然后转过身来，把满面泪水的朱旦华搂在怀里，用那双温暖的大手在妻子娇柔的背上轻轻地拍了拍，安慰说：“坚强些，带好孩子！”他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双眼怒视着等候在门口的特务们，从容不迫地消逝在寒夜中。
不久，朱旦华以及被关押在刘公馆的家属和小孩子都被投入第四监狱。中共在新人员在集体软禁时，党组织就及时做了准备，按性别组织了学习干事会，即狱中秘密党支部。转入第四监狱后，朱旦华被指定为女牢党组织的负责人。根据男牢学习总干事会秘密转来的指示，朱旦华和女牢学习干事小组的同志们以“百子一条心，争取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作为狱中斗争的口号。她曾写下《狱中四时歌》《我们要胜利回延安》《缝衣》等不少诗歌，鼓舞大家的斗争士气，寄托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自从陈潭秋、毛泽民等被敌人关进第二监狱的秘密牢房，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这年端午节，朱旦华终于收到了署名周彬的纸条，上面写着“下次把高靿儿皮鞋及捆肚子的绑带捎来”。
望着这张纸条，朱旦华禁不住泪如泉涌。
眼下已是夏天，泽民为什么还要高靿儿皮鞋呢？更何况那双高靿儿皮鞋很硌脚，穿着不舒服，泽民早就不穿了。朱旦华明白了，一定是敌人给他拷上脚镣，磨破了他的脚踝，穿上高靿儿皮鞋可能好受一些。至于捆肚子的绑带，自泽民从苏联治病回来，已经很长时间不用了，她就没有带进监狱来。现在他又要用，肯定是受了酷刑，旧的伤口又崩裂了……
朱旦华抹去泪水，用她带进监狱的手摇缝纫机给毛泽民制作了一条绑带，还有一双她一针一线做好的新布鞋。她又把住远新的小手，在一块小白布上写了“爸爸好”三个字。她自己又写了一句“我们妇女和小孩都在一起”。她找出一顶旧棉帽，将白布字条缝在帽衬里。朱旦华把这些东西捆成一个小包，交给狱方，转交毛泽民。
中秋节到了，朱旦华好不容易又盼来能送东西的日子。可是，她再也没有见到毛泽民的只字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