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以旷世奇才，看破红尘，在他宁寂的心怀中隐然有着对世俗尘嚣的恚愤，然而他的诗、他的画都不欲寄其可群可怨的言说，大有“世道如此，夫复何言”之旨。他的用笔真正做到了《老子》书所谓的“挫其锐，解其纷”（《老子?第四章》），力量内涵而不锐利，清脱出尘而不纷繁。真正做到“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老子?第五十八章》）。八大山人精神宏大于内而不恣肆于外，笔墨光华而不嚣张耀眼，不似浙派吴小仙、戴进辈之用力过猛，声色俱厉。八大山人的用笔，真称得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见前分析《老子?第四十三章》）。近世画家，从风格的符号意义上来讲，潘天寿略胜李苦禅，而从笔墨线条的蕴藉、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来说，李苦禅远过于潘天寿。潘天寿有印曰“一味霸悍”，是自谦乎？是自勉乎？是知其或有讥评而先自言之乎？但我想“霸悍”总是一种毛病。我们就“霸悍”二字的本义分析，霸则近乎恶，悍则近乎凶，也还是属于丑而不属于美的范畴。当然霸悍胜于媚俗，两坏相较，取其轻耳，不是说那霸悍就好。这里并不是论潘天寿的画，那是另一回事了。他的画并不一味霸悍，其中的险峻清新之美，岂“霸悍”二字可言之？
老子对感性知识的鄙弃，并没有完全排除他对天地万物的观察，只是他希望不被万物的纷繁所迷惑而忘记了对天道自然的体悟，不要忘记这“道者，万物之奥”。（《老子?第六十二章》）这万物之奥，大朴无华，得道的人也许破衣烂衫却像怀着一块宝玉。老子认为自己所言说的道理，浅易而明白，但知道他的人太少，因为它深藏而不露；倘若能以他的言说而行，则真如“被褐怀玉”（《老子?第七十章》）一般。到了西晋的郭象则否定老子“有生于无”、“有无相生”的命题，提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老子的“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老子?第七十一章》）还是强调了知道了知之甚少，尚为上乘，而不知之知则是大病了。郭象则不然，在他的玄冥之境中，“不知之知”乃是最高的境界。郭象认为宇宙本体是混冥的自在之物，它不生发化育万物，万物也是自在之物；无所待其他事物对它们的生发化育。（郭象《庄子注?齐物论》：“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天地万物的存在，自然而然，没有联系，没有条件和原因，于是他在自己的“玄冥”之境中，提出了“独化”一词，就连影子外的微阴（罔两）也不是因为物体的存在而产生，它也是自在之物，这在中国的哲学史上达到神秘主义的顶峰。他不仅和老子的道生万物的思想根本背离，与庄子之说也大异其趣。郭象与其说是注庄，莫如说庄注郭象。然而这“无知之知”，对哲学言，则已到了神秘的顶点；对艺术言，那种内心不受任何认知约束的状态，倒与现代西方背离笛卡儿的正确命题“我思故我在”，发展到现代派的谬说“我不思故我在”，有着相近的意义。中国的画家恐怕是只能接受老子，而不易接受郭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