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诗当然引起一时骇异，但论者仍然给它“一家之言”的地位。
此外，如“乍可”、“叵耐”、“蹄子”、“邹搜”、“弟子孩儿”、“魔合罗”（或作么喝乐）、“哈喇”难道很好懂吗？它们却是某时某地流行的白话文哦！末两词又分别是印度和蒙古的外来语。
另举一例：
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
这段文字你以为是文言文吗？哈，错了，它是陈独秀写的白话文，（至少他自以为是），用以鼓吹白话，原来他说的白竟是这种白法。
五四倡议白话文的诸君中，他们所说的白话其实只是“浅文言”。
当时还有位钱玄同（古文字学者），他极力赞同胡适之的“不用典故”之说（胡氏本人倒不坚持）。有趣的是他1917年2月25日致胡适的附和信中也自打耳光，用了“老妪能解”、“公等碌碌”、“不求甚解”、“优孟衣冠”、“不登大雅”诸典故。典故的厉害便在于你就算反它，却不知不觉还是用了它。
用文言文来反文言文，用满纸典故来反典故，五四诸君岂不荒谬到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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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以我们这样说，即：
文学基本上是追寻通晓条畅的，是追寻与阅读者相知相感的。果由于作者个人风格而令人难解，或由于时代湮久而不易明白，就该有阐述者来解析，使文义还原。
文言文是遗产，遗产不该拒领，它能使白话文富赡奥美，而袪其俗病，大家都该来亲炙一下文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