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咦？你的台湾话为什么讲得这样好？”这是我跟人用台语会话的时候，常听到的恭维。但是，如果我告诉他：我本来就是台湾人，是一个道地道地的台湾人 父亲是彰化县北斗镇人，母亲是台南市人，别人又会惊讶地重新打量我说：“不像嘛，一点儿都不像！”
我这个年纪的本省人，多多少少都还记得一些日本话，有时候我跟日本人或只会说日本话的人（譬如日本华侨）用日语会话，也往往会听到：“你的日本话很漂亮，完全没有台湾腔。”之类的恭维。
我不知道一个人应该长得怎么样才像台湾人，可是我知道别人说我台湾话讲得不错，正表示我这个台湾人讲出来的台语实在不十分标准；人家以为我不是台湾人，却能说一口“流利”的台语，所以才会如此夸奖我。至于说到我的日语不带台湾腔，则又可能意味着我另有一种别的腔调也说不定。
这些话语我经常听到，所以平时总是不置可否笑笑而已，若要解释起来，实在有些麻烦，势必要牵涉到我的童年和我的生长背景。然而，前些日子，与一些朋友谈及此事，竟觉得有些情绪激动起来，想要温习一下逝去的童年，同时也借此给自己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和答案。
别人对我产生那种奇怪的印象，其实是有缘由的。
我虽然是一个道地道地的台湾人，却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我出生在上海，我家八个兄弟姊妹当中，除了弟弟因避民国二十六年的“上海事变”而于东京出生外，其余七人都诞生于上海。双亲很早便从台湾迁居于上海。抗战结束以前，父亲一直任职于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上海支店，所以我们几个兄弟姊妹，先后都在上海市江湾路的家生长。
当时的上海，四分五裂。我们住的是日本租界闸北地区。那里面的日本人占着很大的人口比例。他们有许多就学年龄的子女，所以设有日本小学多达九所，其中一所专为朝鲜人而设。那时的台湾人，依据马关条约，也算是日本人，但是闸北地区的台胞子女大概没有朝鲜人多，因此日人并没有特别为我们开办一个小学，却令我们按学区划分，与日本儿童共同上学。我八岁时，先进入“第一国民学校”，次年因学生人数增多，新设立“第八国民学校”， 便与附近的日本学童们重被分配到那所新开的小学读书。直到抗战胜利，我小学五年级以前的教育，都是在那里接受的。
我家邻近的台湾人不多，所以当时“第八国民学校”，全校只有我和妹妹两个台湾学生。老师和同学总是以奇特的眼光看待我们。我们因为从小与日本孩童一起长大，语言习惯都颇为日本化；父母则因为我们还幼小，也就没有灌输我们台湾如何割让给日本的历史，所以我们根本无由了解何以自己与别的同学有差异。我们在家里大部分是讲日本话，跟父母偶尔讲极有限的台湾话，和娘姨（上海人称女佣为娘姨）则全部讲上海话；可是在外面，我们绝不说台湾话和上海话（当时在闸北的台湾人都不得不如此）；即使这样，大家还是以奇特的眼光看我们。
记得那时最愁学校举行母姊会一类的活动，因为我的母亲在那些日本妈妈们当中总是显得十分与众不同，尤其她把那一头长发在颈后挽一个髻，那是一般上海中年妇女的标准发型，没有一个同学的母亲梳那种头发。每回母亲来学校，我总是尽量躲开她，很怕她同我打招呼讲话。可是，偏偏有时校方会邀请家长们进入教室参观上课情形。有些同学的母亲会穿一身华丽的日本和服来，那真让做子女的感到很光彩；可是，母亲的来临，却徒增我的困窘，因为同学们会指指点点，猜测那是谁的妈妈？使我羞愧得几乎想冲出教室门外。虽然我是班上唯一的台湾人，平常这个差别还不太明显，只有在母亲来校时，就像用放大镜照射似的，我会变得十分怪异奇特起来；而且这种事总是余波荡漾，使我好几天都成为大家窃窃私议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