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及17世纪间，美洲的贵金属、黄金及一部分白银流入欧洲，支持了欧洲的经济与文化建设。白银又流入东方。大量贵金属流入西欧与东亚，一部分用于装饰品，大部分在各地流转，成为货币。由于货币供给量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在欧洲与中国，都有物价上涨的现象。西欧的历史上，称这一现象为物价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则是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相当长期的经济持续增长。两个相似的现象，其引发的后果却完全不同。
在欧洲，取得金银最多的西班牙，把金银只消费于建筑宫殿及支付贵族们的豪奢生活。那些商人、工匠集中的城市，从经济增长中获利甚丰，也创造了更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累积资金及不断提升工艺水平。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也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他们在日后将是推动近代学术的主力。相对而言，欧洲旧的地主贵族，则因为地租收入赶不上通货膨胀，渐渐丧失了经济优势。若以地区论，中欧地区城市受益不少；英国则后来居上，掌握了不少海外资源与贸易利润，也在经济上超越了西班牙，成为世界性经济网络的主要受益者。
在中国，由于丝绸、瓷器及茶叶都是长江以南的东南与华南地区的产品，甚至后来外销南洋及美洲的日用工艺品也是在南方生产（例如广东佛山生产的铁器、福建福州的漆器），于是中国东南与华南持续了将近三百年（16至19世纪）的经济繁荣。这些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市镇十分密集。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额，已不足供应当地迅速增加的人口需求。于是长江流域的腹地，尤其是湖广、四川由于供应沿海食粮，也带动了经济的繁荣。相较于中国的南部，华北五省、旧日的中原、首善之区则并未蒙受大洋航道带来的经济利益。每次改朝换代带来的战争致使水利得不到维修而造成的旱潦天灾，首都（北京）大量人口的消耗，北方各地受明代封藩的剥削，北方三边（陕西的固原、宁夏、延绥）的外患等，都使此地平民百姓的生活日益困穷。富裕的南方与贫困的北方，彼此之间，又因明代国家机器运作效率太差，并不能有挹注互补。中国实质上形成两个经济体：北方内陆的农林与沿江沿海的市镇。在明代末期，国家机器只能习惯性地收夺农村的资源，以其人力物力却不能从富裕的市镇汲取财富，以应付内乱（流寇）与外患（辽东与北边的防御）！
欧洲整体经济的扩张，必须有相当配合的条件，方足以持续其增长。14世纪欧洲大疫之后，人口大量减少，劳力不足，促使欧洲走向使用机器的工业革命。中欧与西欧富裕后，地方掌握了巨大的资源，各地遂有反抗教廷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实力，终于走向宗教改革，建立了民族国家的列国体制。
中国却丧失了走向改弦更张的方向。明代晚期，民间向海外开拓的努力，被政府视为非法的活动。东南知识分子反省文化传统，寻求思想新方向的运动，则因为清政权的压制，不能继长增富。南方繁荣的经济，仍借助广大人口所提供的充分劳力，未转向借重机器的生产。中国始终是一个整体，不像欧洲分割为许多各不相涉的部分，是以中国也不能有局部独立发展的“隔舱”效应。明亡清兴及日后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一部分垮了，必然将全部一起拖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