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提到明代的海上活动，大家必定会想到郑和下西洋一事。郑和此举，诚属中国历史上的盛事，但是，从长程的历史观察，郑和出航与其当作明代在海外扩张的努力，毋宁解释为元代海运畅通后的最后一次大举。郑和船只体积与舰队规模均属空前，然而元代的中国与波斯湾之间，各国船只也颇有大船。郑和七次远航，其航线所及，都是元代各国商舶常到的地方。明初，蒙古留在中国的色目人为数不少，郑和即是移居云南的穆斯林家庭的后裔。他的舰队中，穆斯林背景者也大有其人。至于郑和下西洋的任务究竟为何，尚待研究。至少，这一次海上大举，空前盛大，但并非凿空的探险，因此在历史上并不具有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开拓新航线的意义。
大洋航道开通之后，中国近海风波骤起，多了不少中外海商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正与西方海上列强以帝国之力投入的情形相反，都是中国政府禁止之下，民间力量干犯禁忌而自行投入的，以致在中国官方记载上落了寇盗的恶名！
历史往往是吊诡的。1488年狄亚士绕航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的巴哈马群岛；1493年教廷敕令，将世界一分为二，东边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西边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正在此时，1492年，明廷命令沿海人民不得与来华的番船交通；1493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这是明廷一贯的海禁政策。由洪武以来，虽然也常有暹罗、占城、马六甲等处来华的贡船，但海禁政策，即使时松时紧，基本上没有开放禁令。
西洋各国迨来到东方时，“诸番”常有船舶以朝贡为名，携带商货来华。中国官方以贡使相待、接纳、回赐，但并不鼓励民间与“贡船”有所交易。这些“诸番”大多来自南洋，以玉石、珍宝、香料换取中国的商品。日本则是特例。蒙古征日本，为飓风吹散。日本在丰臣秀吉当权时侵略朝鲜，中国派兵援朝，驱逐日本。中日之间关系并不友好。日本在此时执行锁国政策，只允许少数持有“勘合”（执照）的朱印船运载商货。中日物产大致相似，因此日本贸易的商货不在丝绸，而是中国的精致产品；又因为金银比价与银铜比价不同，中国输出日本的是黄金与铜币，输入的是铜斤。
无论如何，中国海外贸易颇有利润，官方禁海，百姓遂自求生计，私自接近外商，转贩商货。元朝海外交通开放，中国人外迁者，大约已经为数不少。明初郑和下西洋，航线上诸国都有华人社群。旧港（今日印度尼西亚北部）不仅有不少华人居住，而且还有自治的头目，郑和抓了一个头目，又任命了另一个头目。这些头目在朝贡明廷时，明廷给予的职衔相当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土司土官。东南亚各国贡使，常由当地富居的华人担任；在入华之余，他们往往请求返回故里祭祖。这些人的祖籍，不仅有闽粤沿海，也有江西、浙江等处。可知华人外迁已是相当常见的现象。海外贸易被官方悬为厉禁，民间则借助于已在外地侨居的华人日渐发展。
西葡诸国海舶来到东方，各有其基地。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果亚，西班牙人在今日菲律宾的吕宋，荷兰人在今日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及日本的长崎，都有他们的远洋船舶经常靠泊；中国商人则以近洋船舶转驳接运。厚利之下，必有勇夫，自然有人会投资海外贸易。而在中国沿海，也有转口商港出现，葡萄牙人由于天主教教廷将东方划归该国经营，尤其热衷于在中国海岸找到立足点。他们曾经在宁波附近的双屿设立基地，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发兵驱逐双屿葡萄牙人时，该地已有数千葡人居住，并有教堂、货仓、码头、街道，俨然有了相当规模。朱纨驱逐葡人，为人告发擅专诛戮；政府查讯，朱纨自杀，海禁遂得稍纾。此后海禁时紧时开，并无定规。1553年，葡人从广东地方官员手中取得在澳门居住的权利。自那时开始，澳门成为中外交通的据点达四百年之久！
中国人投资海外贸易者，并不仅限于沿海百姓。安徽商人许一、许二（许栋）等兄弟四人，即以徽商资金投资造船航海经商。许氏四人，即是双屿之役中先后为明廷治罪的商户。同时，汪直、徐海也都是徽商转入海外贸易的人物，倭寇之乱中，汪、徐都是著名的“奸人”。在日本锁国政策下，若干九州岛藩主的部下“浪人”在禁令下谋求国际贸易的厚利。“倭寇”到达中国口岸，有商机则交易，乘人不备则劫掠。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诸人努力清剿，方将浙闽沿海肃清。当事人很清楚，倭寇之中，“真倭”之外，也有华人及西洋人在内。这种海商或海盗，其成分的确是十分复杂的，而其亦商亦盗的特质，其实与西、葡、荷、英的海上势力也是相同的。
明代国际贸易大致情形是，西、葡、荷兰诸国的高桅大船，以马六甲（葡）、吕宋（西）、巴达维亚（荷）为基地，东方海商则由中国近海转驳商货，再由印度洋转大西洋运往欧洲，或由今日墨西哥的阿可坡可转陆路跨越地峡，进墨西哥湾登船横渡大西洋运往欧洲。两条航道的沿路各处，例如东南亚、印度、非洲及美洲殖民地，也消纳一部分中国的商货。日本长崎及印度果亚都是中继站，也是市场口岸。
中国外销商品已如前述，主要为运销欧洲及中东的丝绸、瓷器，另有各种日用的工艺品则是东南亚及美洲市场的商货。中国收到的货款，已不仅是珍宝、香料，最大部分是墨西哥的白银。中国与日本之间，由于金属比价的差额，中国从日本输入铜斤，向日本输出黄金。西洋商舶在这三角贸易中，也赚了不少。当时墨西哥白银遍天下，在欧洲引发了物价革命，在中国则因此创造了东南、华南长期的经济繁荣。银多铜少，出现白银为主币的现象，以致宋元以来已出现的纸币金融竟又回到银本位的通货。
这一时期，中国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以番薯与玉米为最重要。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在清初人口的剧增，颇与这两种作物的大量种植有关。
中国沿海海商集团的活动，历时两个世纪，其中人物，例如前述汪直、徐海，后来的李光忠、陈老、林道干、林凤、袁进、李旦、颜思齐、郑芝龙、刘香等，无不狎弄浪涛，腾跃鲸波。以林凤为例，他曾企图袭击吕宋，但败于明廷水师与西班牙的夹击。又如李旦，在巴达维亚、吕宋与长崎都有寓所及事业，纵横于各处的海上活动。李旦的属下郑芝龙，则成为明末海上势力中最强大的力量。其子郑成功，后来开辟台湾，建立了海上扶余。中国沿海的海上活动，或商或盗，终于在18世纪为清廷的水师剿灭，最后一支势力是数入台湾与广东的蔡牵。几乎同一时期，新兴的美国，编练海军，肃清了加勒比海域的海上势力。
这一段海上活动的历史，除了贸易与劫掠外，也有其更为久远的影响。中国华南居民，自此不断移民南洋。以马六甲为例，该地华人小区至今已有数百年。我犹记忆，那次往访，走在街道上，就如回到明代的广东。一般估计，明清两代移居南洋的华人，人口数以百万计！他们的后代，仍以马六甲的娘惹为例，长忆中国祖源，自成族群。
回顾历史，16世纪是世界形势的转折点。西方势力向东方扩张，那时中国的实力还胜于西方，只可惜暮气已深，又昧于外面的情形，民间有企图开拓之心，官方则全无向外发展的意愿。时机一过，东方与西方的相对条件完全改观，要再过数百年，进入今日，东方才有重起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