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理查德正是理查德·库欣（RichardCushing）红衣主教，与父亲私交甚笃。理查德曾来我们科德角做客，他和父亲喜欢开着摩托艇玛琳（Marlin）、带上一大罐杂烩和一大罐台克利 出海，一边航行一边谈论神学（theology）和时事。
波比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解没问题。砰的一声！父亲摔门走到隔壁，一个电话打给了理查德，安排了波比和他的会面。理查德见过波比后反应和父亲一样，都觉得这不可思议，于是派了一些他的教众去听菲尼的周四晚讲座。反馈结果表明波比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库欣禁止菲尼继续开设讲座，菲尼不服。1949年9月，大主教管区（archdiocese）发出敕令谴责菲尼的言论并且停止了他的神职。1952年2月，菲尼神父最终被驱逐出了教区。
菲尼神父的批评者当然不止波比一个，但波比却是第一批取得了成效的人之一，而且这场由他严肃宗教立场所引发的震动并未因菲尼遭驱逐而结束。在理查德·库欣与罗马教皇讨论之后，这个问题积极促成了于1962年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theSecondEcumenicalCounciloftheVatican）。
1944年8月，我一生中第一次体验到悲剧。在那之前，全家人，特别是母亲，被一件事搞得焦躁不安：5月，24岁的奇珂从伦敦发回消息，说她和追求自己六年的英国贵族威廉·卡文迪什（WilliamCavendish）结婚了。要知道，卡文迪什是个英国国教徒（Anglican）——亦即清教徒（Protestant）——尽管母亲深爱着奇珂，可要让她委屈自己严格的天主教信条，冒家族后代可能脱教之大不韪，一下子就接受女儿的婚姻决定实属难事。
8月13日，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们在科德角的家中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时光，而那天的记忆却至今依然鲜活地存在我的脑中。当时家里人有母亲、杰克、乔伊·加甘、我、珍妮、尤尼斯以及一个尤尼斯的欧洲朋友，18岁的比尔德（PeggyEdgertonByrd）。我们聚在前厅收听宾·克罗斯比（BingCrosby）的年度金曲：“我会看到你，”这时一辆陌生的黑色轿车停在了院子里。两位海军随军牧师（navalchaplain）走下车，顺着楼梯走向门廊，叩响了绿色的门。正在看周日报纸的母亲从只有她能栖身的小摇椅里抬头望去。她打开门，迎进两位牧师，我们隐约听到了几个词：“失去、失踪。”一下子全呆住了。
牧师说想见父亲，母亲转身急忙跑上楼去。父亲那时正在楼上小睡。一会儿，父母一起走下楼，带两位牧师走进了另一个房间，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他们从房间出来的时候，父亲的脸上挂着痛苦的表情。牧师向他确认了一个我们都已经猜到的消息。小乔伊牺牲了。
在完成了25次空战任务之后，乔伊本可以回家，但他志愿参加了另一个特别危险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如此危险，以至于地勤人员都央求他不要参加，但小乔伊还是登上了飞机。这项任务要求乔伊和另一名飞行员乘坐一架装着高爆炸药（highexplosive）的试验无人机升空，将无人机导向袭击德军某目标的轨道，然后跳伞，让无线电射线（radiobeam）引导无人机向目标撞去。结果任务执行过程中出了差错，也许是无线电控制器产生了火星。不管怎样，无人机在两位飞行员准备跳伞前几分钟突然爆炸，化成了火球。
当时在前厅的人立刻哭了起来，母亲、姐姐、客人还有我——所有人都在哭，有的甚至恸哭失声。父亲转身蹒跚着走上楼，不愿我们看见他泣不成声的样子。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大概十五分钟，然后杰克开口说话。
“乔伊一定不愿看到我们坐在这里哭泣的样子，”“他想看到的是我们去航海，我们去航海吧，泰迪、乔伊 ，开船，我们要去航海。”
我们后来真的去了。
无数的海上时光大多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摇着船舵，驶离让我濒临崩溃的痛苦，穿越能够治愈创伤的海水，驶在通往新生和希望的艰难长路上，这是第一次，很多次中的第一次。
乔伊被追授海军十字勋章（NavyCross）、优异飞行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FlyingCross）和飞行奖章（AirMedal）。1946年，海军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艘驱逐舰。然而，这些荣誉对父亲来讲什么都不是，他余生都未能从长子的噩耗中完全解脱出来。
就在接到乔伊噩耗三周之后，比利·卡文迪什 （BillyCavendish）在比利时与德军交战中牺牲。凯思林那时在美国料理乔伊的丧事，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正和尤尼斯在纽约买东西，一个带信的人找到了她们俩，告诉她速回华道夫·阿斯多利亚酒店（Waldorf-Astoria），父亲派来的人正在那里等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