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有个好哥们儿叫克莱姆·诺顿（ClemNorton），一辈子没见他离开过灯塔街的智慧女神图书馆（Athenaeum ）。有时外祖父会去跟诺顿打个招呼，用他那波士顿口音喊着诺顿的名字，“老顿（Nawton）！走，去哈弗（哈佛，Hawva’d）看划船（row）。”诺顿放下手中的书：“好啊！”于是两人来到查尔斯河（CharlesRiver）上。“那个2号是谁啊，老顿？”外祖父会突然问到，“2号，2号是哈罗威尔（Hallowell）的儿子！道富银行（StateStreetBank）！哈罗威尔！道富银行！”“那个1号又是谁？”“一个叫罗威尔（Lowell）的！”“拉斐尔·罗威尔（RalphLowell）的儿子？”“对头，波士顿第一银行（FirstBankofBoston）！”两个人就这样聊个不停。然后，难改政客本色的外祖父会跑去道富银行，等在门外直到银行打烊后哈罗威尔先生走出大楼。他会第一时间冲上前去：“哈罗威尔先生，哈罗威尔先生，我是约翰·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前波士顿市长。”哈罗威尔先生当时也许并不乐意见他，但是甜心菲茨会接着套近乎：“我今天看你家公子在哈弗划船了耶，2号，划得真有劲儿，真有劲儿。”结果是，极具政治天赋的外祖父会最终赢得那位金融贵族（Brahminbanker）的支持。当然，做这么多的目的正在于此。
有关这位善良老人的记忆曾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给我希望。那些年我游走在各个寄宿学校，过着艰难的生活，是他一直陪伴着我。他留给我的遗产虽然简单，却比其他任何财富都更加珍贵，那就是：热爱生活，相信生活。
1943年9月，刚刚接受新任务的海军飞行员小约瑟夫·肯尼迪回到海恩尼斯港开了个超酷的欢送会（farewellvisit），为此我还特地从学校赶了回来。他被特许开着自己的解放者（Liberator）PB4Y飞越佛罗里达来到科德角，和家人一一握手道别。欢送结束，乔伊再次起飞，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他被送到了英国，要在那里完成25次空战任务。1944年8月，乔伊志愿参加了一次飞行任务。
那年秋天，我和波比的关系变得越发亲密。他进入波士顿南边的米尔顿学院（MiltonAcademy）读书，踢足球和学习之余密切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和国际政治形势。10月，还差6个星期将满18岁的波比进入海军预备役（navalreserve）做见习水手（apprenticeseaman），直到第二年才能转为正式现役（activeduty）军人。
那年秋天，我们在科德角的房子里一起度过了几个周末，虽然莱姆·比林斯不时来玩,但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只有我们兄弟俩在家。夕阳西下之后，我们会驱车开往海恩尼斯港，然后顺着那条废弃的街走到一个孤零零的小卖部买点吃的。冬天天气变冷之后，父亲关闭了大房子，于是我们俩就睡到车库上面的小单间里，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地熬着寒冷的冬夜。回家睡觉前，我们俩会在海边走走，话题差不多就是兄弟俩经常聊的那些——未来怎么打算，学校里发生了什么或是某个女生又怎么样了。我享受着他在身边的日子。波比仍然和以前一样文静、内向、虔诚，但是标志着成熟的自嘲式幽默已经开始慢慢显露。他对我的生活一直都很关心。科德角那些寒冷的周末对我俩来讲意味着许多，这种感觉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记得那段时间波比曾纠缠于一个问题，他的苦恼来自于天主教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初一个著名的教义争论（doctrinaldisputes），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尽管我不太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知道波比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最终让波士顿地区一位著名牧师遭到驱逐，同时推动了一场关于非天主教徒能否拯救问题的天主教教义改革。
那时，很多学生周四晚上都跑去去听神父莱昂纳德·菲尼（LeonardFeeney）的讲座，波比就是其中一个。菲尼神父是一个牧师、耶稣会学者（Jesuiticalscholar），一个传统教义（traditionaldoctrine）坚定有力的捍卫者。20世纪40年代中叶，菲尼神父开始认识到美国的天主教存在问题，具体讲，教堂在一条教义的履行上存在懈怠，而在他看来这条教义正是信仰的支柱，即：非天主教徒是无法拯救的。
这意味着数百万计等待救赎的灵魂最终将无法避免地坠入地狱，波比对此十分困惑，我们俩在海边散步的时候他曾和我边走边说。有一个周末，他和父亲讨论了这个问题，讨论内容我至今仍然记得。
父亲认为波比并未能够正确理解菲尼神父的话。“但是，”他说到，“如果你非要认为自己听懂了，那我可以马上去隔壁房间打电话给理查德（Richard）。他也许会愿意在波士顿和你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