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思林那时和比利刚结婚四个月，两人在一起刚一个月比利就被派往了前线。
我的学校生活还是像象棋一样跳来跳去，然后才趋于稳定。1945年，盟军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我进入马萨诸塞州西边的克兰维尔（Cranwell）学校学习。读书期间我和室友，一个叫弗朗西斯·阿罗伊休斯·欧哈拉（FrancisAloysiusO’Hara）的家伙经常出去打架。克兰维尔对淘气学生的处罚是背诵长长的祷文。欧哈拉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背起祷文来不费吹灰之力，我则要挣扎好几个小时才能搞定。
第二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感觉像家的学校：米尔顿学院（MiltonAcademy），在那里度过了四年的高中生涯。
在米尔顿，我开始从精神上和身体上成长为一个青年人。对公共事务（civicaffairs）、辩论和演讲的兴趣越来越浓，这让我的学业有了进步，使我第一次萌发了投身公共服务的想法。在米尔顿，我从小到大都胖乎乎的身体开始慢慢地变得结实。我开始和女生约会，南茜·波利（NancyBurley）是我第一个心爱的女生——她在学校旁的米尔顿学院女子学校（MiltonAcademyGirlsSchool）读书。我们时常一起跳舞，交往了差不多三年。
在米尔顿读书的时候我仍然不忘经常搞搞恶作剧。有一个化学校外辅导老师（outsidetutor）叫内瓦斯博士（Dr.Nervais），比利时人，他是那个地方最出色的老师，经他调教出来的学生获得了各种全国奖励。但是坦白地说，我周围那群孩子里没有一个得过奖。
相比起争取这样那样的奖励，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捉弄内瓦斯博士。内瓦斯博士有一节实验课讲的是某种液体，液体蒸发后顺着密封的管子被导入另一个用冷水冷却的容器，直至降至室温。“你们费（会）看到，”他带着比利时的声调说，“但（当）它完全导出后，它的纵（重）量费（会）活（和）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一样——刚好2.5克。”但是实验结果每次都不像他预想的那样。“老师，不一样，”我们中的一个会低声地说。“明明是导出来之后的气体更重啊。”于是，内瓦斯博士会耐心地重复那个实验：“活（好）嘛，哦（我）们纵（重）新再做一次。”
我不记得他后来是怎么发现冷却容器下面的抽屉里有块磁铁的。这个恶作剧和我无关，但是的确乐死人了。内瓦斯博士是个非常招人喜欢的优秀老师，他显然知道该怎么调教处在青春期的糊涂男生们。可惜的是，我至今都不会算原子价（valence）。
我在米尔顿参加了几个社团：摔跤、田径和足球。米尔顿有个很有名的摔跤教练名叫路易·安德鲁斯（LouieAndrews）。路易带领的摔跤队十二年来未尝败绩，另外两支热门队伍——安多佛（Andover）和埃克赛特（Exeter）——只能是其手下败将。路易的训练方式简单却不乏创见，他对你倾注了期望，你自然也不会想让他失望。
得谢谢波比，是他把我介绍给了路易。波比毕业前把我带到路易那里：“我把泰迪交给你了，好好练练他。”路易的确做到了。在他的调教下我学会了平衡，学会了如何用腿和脚，学会了如何练肌肉，学会了如何变得更有攻击性。我学得很快，快得连自己都没有料到。
比起早年寄宿制学校的阴暗经历，米尔顿的生活可以说是我的黎明。在米尔顿，我的知识迅速增长，这是在其他学校读书时无法比拟的，甚至在哈佛的岁月也不及。那些年，即便是回家过暑假，日子也过得特别有滋有味。
1945年8月15日，加甘和我正在海上，海恩尼斯港方向突然传来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声响。那是烟花的声音。我们朝岸边驶去，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的消息——德国于5月战败，紧接着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人们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游行，乔伊和我，我们全家的亲朋好友坐着车加入海恩尼斯载歌载舞的人群，开车的正是海军上尉杰克·肯尼迪。
那些年，我开始认真地钻研航海。在我认识“海”这个字之前就与海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的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航海技巧，开始参加竞技比赛。我和乔伊一起参加了维阿诺（wianno）初级比赛，然后是高级，有时搭档会换成杰克或是一个叫迪奇·朗茨（DickieRounds）的朋友。我实力不俗，很快就升至第二、第三的水平，有时还能拿个第一。参加帆船赛能够带来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它把比赛时肾上腺素（adrenaline）带来的快感和在水上那种单纯的兴奋揉和在一起，以速度的形式释放出来。我了解风向，我熟知潮汐和水流，我知道船在水里如何运动，我还懂得怎么利用远处的悬崖、灯塔和岸边的房子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