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即便拥有如甜心菲茨般旺盛的精力，也不时需要休息休息。于是每到周末，他就会走进自己最喜欢的酒店，找一张舒服的椅子坐下，等别人主动找他。有人穿过大门，他就会从座位上弹起来，上前伸出手，这动作他能重复上一天。记得我十六岁的时候，经常开车送外祖父去棕榈滩的布利克斯酒店（BreakersHotel）。外祖父找乐子的方式就是坐在大厅里等着和陌生人见面，他会请酒店前台办理住宿手续的服务员帮忙，客人如果来自马萨诸塞州，就按一下铃；如果来自波士顿就按两下。当两声铃响起，外祖父就会走上前去，向对方介绍自己。“我是约翰·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你来自波士顿，是吧？”一天下来他午饭和晚饭都有人请。晚上过了10点我去接他，他会滔滔不绝地讲起一天的经历。外祖父特别喜欢笑，有时还会被自己的故事逗笑。他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个老掉牙，但是从来没人意识到这是个老掉牙的笑话，因为外祖父从来都是笑话没讲完人就乐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于是这个笑话从来讲不完。那个笑话讲的是一个美丽海边小镇的名字，小镇坐落在波士顿东南边大约20英里的地方，名叫西图埃特（Scituate）。笑话的内容我记不清了，但整个笑话的笑点（punchline）在于小镇的名字与一个和排泄物有关的专有名词发音相近，然后这个词又是从嘴里蹦出来的，于是就有点好笑。你知道，外祖父每次都很努力地想把笑话讲完，但是一到关键的部分他就开始咯咯笑得喘不过气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笑得连眼泪都挤出来了，一张脸变得通红，然后他会忙着在上衣口袋里找手绢。仅仅是因为外祖父满脸的喜感，在场的人会跟着他一起笑得不行，即便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笑什么。这简直太有感染力了。
1943年，甜心菲茨距离自己的人生终点还有七年，但此时的他思维依然活跃，政治嗅觉依然敏锐。1943年秋天的星期日我都是和他单独度过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开始特别注意我。第二学年再次回到波士顿读书，我和他变得非常亲密。就在兄弟姊妹四散天涯，各自忙碌的时候，我能和外祖父呆在一起，周游波士顿。
进入外祖父在贝乐芙酒店的房间，映入眼帘的会是“一张长着短腿的移动报纸”。他喜欢浏览新的消息，地板上零零散散地堆了不少波士顿的旧报纸。那些年，报纸都是一天推出好几个版本，整天都有新闻更新，外祖父会一张不落地看完。看到感兴趣的内容他就会裁下来别到衣领上或者衣服的其他位置。（他来科德角做客的时候会叫我们这帮孩子不停地去村里把最新的报纸买回家。）我相信，母亲爱在餐桌旁的告示板上张贴晚餐话题的习惯就直接来自于此。
差不多每个中午他都会带我下楼到酒店的餐馆吃午餐。我得加快脚步才能跟着这个圆胖、整洁、一双蓝眼炯炯有神的老先生。我们会穿过厨房，然后外祖父经常会把所有的厨师和服务员重新给我介绍一遍。一坐上桌，我会迫不及待地点上土豆泥和肉，但往往是刚一落座，一群波士顿的市民就会涌上来打招呼，外祖父会向每个人问好然后再给我介绍一遍，经常冰淇淋都化了我还没能来得及舀上一勺。在酒店的大厅拿到最新的报纸之后，我们会踱出酒店，然后他会带着我挑选一条他最喜欢的路线漫步波士顿。
外祖父会带我去牛奶街（MilkStreet）并给我介绍这条街的渊源：“之所以叫牛奶街，是因为这里曾经有很多奶牛。”走到水街时他会说：“以前这里有口井。”接着我们会去以前有船驶入的地方，路过保罗·里维尔（PaulRevere）的家，又会听他谈起保罗·里维尔。
一路上他会给我讲波士顿爱尔兰人的历史，讲他所经历过的对爱尔兰裔的歧视，还会给我看他收藏的当年的标语：“此处不雇爱尔兰裔（NoIrishNeedApply）”，类似的标语在我家至今仍保存着一些。然后他会带我逛灯塔街（BeaconStreet）和特雷蒙特街（TremontStreet），指给我看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玻璃窗户，还会和我讲波士顿康芒公园（BostonCommon）和波士顿大众花园（PublicGarden）所代表的不同社会地位。康芒公园，他说，曾经是英国士兵训练的地方，以前还养过牛群；而大众花园则是由富人们出资兴建的，光顾者也大多是富人，虽然也向公众开放。
然后我们会溜达到老北堂（OldNorthChurch），在那儿外祖父也许会碰见教长（教区长，rector）先生，于是两人会走过塞伦街（SalemStreet），把椅子转过来对着教堂，这样就可以看到教堂的尖塔（steeple）。接着他们会旁若无人地聊起来，从建筑到教堂，再从教堂聊到北角 （NorthEnd）新近发生的事情。他们聊天的时候，外祖父会给我零花钱买奶油甜卷（cannolis）打发时间。最后，他会和教长道别，带着我继续我们的游览路线，一直走到公园街（ParkStreet）。我再从那儿坐上回芬森登的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