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子见到的是哪一位“老子”？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老子杂辨》言：“窃谓秦汉之际言老子，凡有三人，而往往误为一人。此三人者，一为孔子所见，一为周太史儋，而又一则尚在晚世。”
钱氏之言，可谓一洗两千年之史误尘埃，但以今观之，尚不能为历史真相之谛论。
细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参之于其他有关老子的文献史料、研究著述，发现被称为“老子”者有五。
1.《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此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的第一位老子。
何炳棣先生在详细考证了《史记》中的《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自序》《儒林列传》《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及郭店竹简《老子》等史料之后，得出结论说：“根据这项老子后裔世谱，姑按每两世代相隔30年估算，李耳约生于公元前440年，较孔子之生晚111年，较墨子之生约晚40年。”
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
2.《老子韩非列传》复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其人”为谁？周公乎？笔者设问），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此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的第二位老子。这位老子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老子虽所说话语不同，其义则有内在的统一，是为同一个“老子”。与《礼记·曾子问》中记载的老子也是同一个“老子”。这位“老子”就是孔子三十四岁时适周问礼所见的老子。
3.《老子韩非列传》再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此为《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的第三位老子。
钱穆《老子杂辨》考曰：“《列子·黄帝》《说符》二篇，凡三载列子与关尹子（关令尹喜）答问之语。而列子与郑子阳同时，见于本书。《六国表》郑杀其相驷子阳，在韩烈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没凡八十二年。关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则为关尹著书之老子，其年世亦从可知矣。”“本传云：‘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抱朴子》以为散关，又以为函谷关。按散关远在岐州，秦函谷关在灵宝县，正当周适秦之道。关尹又与郑之列子相接，则以函谷为是。函谷之置，书无明文。当孔子之世，二崤犹为晋地，桃林之塞，詹瑕实守之。惟贾谊《新书·过秦篇》云：‘秦孝公据崤函之固’，则是旧有其地矣。秦自躁、怀以后，数世中衰，至献公而始大。故《本纪》：‘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然则是关之置，实在献公之世矣。”
秦献公二十一年，为公元前364年，距孔子逝世已经间隔了115年。即使是秦献公元年，也已经是公元前385年，距离孔子逝世也已经间隔94年。
据此，出函谷关为关令尹喜著书五千言之老子，其著书年代当晚于孔子逝世百年以上。即使老子当时已是百岁高龄，其出生之日也当孔子辞世之年。况按照人类个体生命的周期，以百岁之高龄，著书度关，均不可能矣。
此乃《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的第三位老子，其生时而孔子已没，两人断无见面之可能。
4.《老子韩非列传》又复载：“或曰老莱子亦楚人，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此为《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的第四位老子。
钱穆先生考老莱子即为孔子所发生关系之老子，而老莱子即为《论语》所载之“荷篠丈人”
见《论语·微子》。。如老子即荷篠丈人，那么，按照《论语》所记，与其见面之人就不是孔子，而是孔子的弟子子路，见面地点也不在周室，而在孔子率领众弟子由陈至楚的路上。
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老子杂辨》。
李零先生也认为老子与老莱子为同一人。李氏在对“李”与“莱”字作了古楚国文字学的考证之后，又列举了包括《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在内的七条文献进行了言行比对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说：“既然楚文字中的‘李’、‘莱’皆从来，读音相同，写法相近。我们怀疑，这个‘老李子’和同是楚人、同是道家的‘老莱子’或许是同一人……老莱子不但是楚人，不但是孔子问教的对象，而且舌齿之譬也正合老聃贵柔之说。”
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老李子与老莱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老子韩非列传》又再载：“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此为《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的第五位老子。
“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即公元前350年，此年为秦孝公十二年，去秦献公已经十二年矣。此乃太史公笔下之误。这位“周太史儋”当与出函谷关并为关令尹喜著书之老子为一人。
据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共记载了四位老子。
如果结合何炳棣先生关于李耳生年的考证，则李耳之年龄段与出函谷关著书五千言的老子恰在同一年代，而出关著书之老子与见秦献公之周太史儋疑为一人，那么，李耳（字聃）、出关著书之老子、周太史儋就可以合三人为一人了。因此，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老子》之书的作者，姓李，名耳，字聃（儋），约生于公元前440年，较孔子晚生111年。李零先生在考察郭店楚简《老子》之后，做出这样的结论：《老子》“主要是创作于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
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老子〉丙组》。这个年代恰与何炳棣先生考证的老子（李耳）生年相重合。这恐怕不只是巧合吧？
而孔子适周见到的那位主持葬礼（见上引《礼记·曾子问》）并对孔子有所劝诫的老子，则是一位生年比孔子早一些的相礼老儒，具体姓名则不可考矣。胡适先生在《说儒》一文中曾对孔子适周见到的这位老子做过一番考证分析，认为这位老子是孔子改造儒家、创立新儒教义之前的老儒，即原初之儒，因为儒的古义就是“柔”，
见《胡适文集第5册·卷一·说儒》。而“‘道家’一个名词不见于先秦古书中，在《史记》的《陈平世家》、《魏其武安侯列传》、《太史公自序》里，我们第一次见着‘道家’一个名词……最可注意的是秦以前论学术派别的，没有一个人提到那个与儒墨对立的‘道家’”。
见《胡适文集第5册·卷一·说儒》。
至于老莱子就是老李子、而老李子就是老子之说，或许也有道理。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发现先秦时代的确存在数个老子，而孔子适周见到的老子，与姓李名耳字聃（儋）并著书五千言的老子从年代上计算绝无可能是一个老子。那么，再多出老莱子这样一个老子，似乎也有可能。看来，“老子”一词，在先秦时代，应该是对年寿长而有德行智慧的老人的一种敬称。至于先秦文献中究竟记载了多少个老子，仅钱穆在《老子杂辨》中辨析到的就有十数个之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要之，孔子适周所见到的老子，并不是100多年或200年之后那位著述五千言《老子》的李耳，这是应该在此强调指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