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见老子之年代
《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即仲孙貜，史籍亦称孟釐子，僖子是其谥号）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
说，即南宫敬叔；何忌，即孟懿子。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
以上两则文献都载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尊其父孟釐子之嘱就学于孔子在鲁昭公七年，孔子十八岁（17周岁）时。而《左传》又载孟懿子与南宫敬叔生于鲁昭公十一年。
见《左传·昭公十一年》：“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生懿子与南宫敬叔于泉丘人。其僚无子，使字敬叔。”由此，鲁昭公七年孔子十八岁时，孟懿子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汪克宽纂疏云：‘孟僖子也。子何忌，嗣为大夫，是为懿子。’”与南宫敬叔还未降生，其降生尚在四年之后，孟釐子焉能嘱其二子向孔子学礼？此乃《史记》与《左传》之误无疑。
孟釐子卒年，《春秋经》、《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都载于鲁昭公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孙貜卒。”是年孔子三十五岁，已设帐授徒四年。是年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十四岁，就学于孔子以习礼，当自是年始。
《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返鲁，弟子稍益进焉。”
此乃孔子适周见老子正式见诸史籍。
此段孔子适周见老子的记载，位于《史记·孔子世家》行文之“孔子年十七”与“孔子盖年三十矣”之间，即鲁昭公七年与鲁昭公二十年之间。此段年代内，孟釐子尚在，而南宫敬叔的年龄至多不过十岁，尚未就学于孔子，恐怕不能为孔子适周向鲁君进言。况且，孟釐子为鲁国上卿，如孟釐子尚在，以釐子对孔子的尊崇，以鲁国当国贵族三桓之一的身份，为孔子提供一车两马一竖子如拔一汗毛，何劳其子南宫敬叔向鲁君关说？其时鲁国之三桓富于公室，是早已形成的历史局面，可见其年代有误。
孔子适周的年代，如果与南宫敬叔有关，且在孔子三十六岁去鲁适齐之前，那么最可能的年代，当在孔子三十五岁。是年为鲁昭公二十四年，孟釐子卒，临终嘱咐二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师事与孔子而学礼。是年南宫敬叔虽然年仅十四，自己可能最终因年龄幼小、父考辞世不久等缘故，最终未能跟随孔子适周，但以鲁国贵族的身份，为其老师孔子向鲁君提出请求，奉鲁君委派，使孔子得以鲁君使者的身份适周问礼，还是有可能的。
崔述驳此说曰：“敬叔岂无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与之？”
见崔述《洙泗考信录》。要之，南宫敬叔代孔子向鲁君关说，非仅为车马竖子，而需鲁君之委派，作为鲁国国君派出的学者前往周王室，才可获得接待。此时虽是“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但前往中央政府（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去学习礼仪之事，本身当然要尊礼而行。崔述之驳太过武断矣。
钱穆作《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辨》，
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在列举了阎若璩、崔述、梁玉绳、王世懋、汪中、孔广森等诸人的考据以及《庄子》、《春秋左氏传正义》、《韩诗外传》等文献之后，得出结论说：“凡此皆足以见孔子适周见老子之为传说，非信史。故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征，其事不信。”
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确切的反证，仅凭“其事不信”，是很难推倒既有历史记载的。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物、文献已经证明了以前被称为“其事不信”的人和事确实存在。我以为，如没有确切反证，不宜轻易否定既有历史文献的记载。
《礼记·曾子问》有三处记载了孔子与老子交往的问答：
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返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跸。’老聃云。”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返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早）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诸老聃云。”
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其中第二则有“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的记载。《春秋经》与《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都记载鲁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论曰：“孟僖子卒，南宫敬叔始事孔子，实敬叔言于鲁君，而得适周，则又为昭公二十四年。是四说者宜何从？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盖《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恰入食限，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时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虽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从孔子游，何由适周？”冯景《解舂集》驳之曰：“《春秋》昭公世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二十四年二月，僖子卒，五月日食，则此时僖子甫葬，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时，焉能与孔子适周？”
转引自《先秦诸子系年·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辨》。冯景的“昭公世凡七日食”很有些抬杠的意味，但后面关于“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时”句则颇有些道理。不过，如果把南宫敬叔的行为理解为只为孔子向鲁君进言，本人却未跟随孔子适周，这样一来，冯景对司马贞的诘难也就无处着力了。
《礼记》曾被清儒定为后世伪书，但伴随着20世纪以来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以及其他先秦和秦汉墓葬史料的出土，大量先秦儒家典籍文献清晰地展现在今人面前，其中就有《礼记》中的大量内容，《礼记》作为先秦文献的真实性得到了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上的重新确认。
事实上，肇始于宋、兴盛于清、极端于民国初年的疑古学风及其所延伸出的疑古证伪著述，已有很大一部分被今人依据过去几十年来出土的新的考古发现、先秦和秦汉简帛、新的理论观点和更加缜密的考证方法以及结合了计算机的“字频统计”等手段所反证为伪。李学勤先生目光独到地指出：“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在此基础上，李学勤先生发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就连被认为是清儒定为铁证如山“伪古文《尚书》”案，也经李学勤、王世舜等诸位先生缜密的考证而动摇，张岩先生更是在此基础上借助于计算机的检索统计功能，进一步颠覆了清代大儒阎若璩饱受推誉的名著《尚书古文疏证》对古文《尚书》证伪的论证。当然，这并不是说，先秦文献所记述的历史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我们起码应该对从先祖那里继承下来的文化典籍更多一些敬重的态度。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相信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曾经怀着虚心求学的态度前去访问已经趋于没落的东周王朝首都，并在那里见到了当时比他更为年长、更富有人生的智慧、在礼乐文化方面具有更深修养的老聃。如果一定要为孔子适周见老子确定一个具体的年代，我认为把这一事件放在孔子三十五岁、昭公二十四年这一年更为符合各项历史条件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