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子与老子相见的意义
儒家和道家，是先秦时期中国本土所创立并流传至今的两大思想流派。
虽然“道家”一词不见于先秦文献，但不可否认的是，被后世称为“道家”的思想体系和主要著作大部分产生于先秦时期。
道家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伯禽自周赴鲁就国之时所携带的周公为之刻于金人之背上的《金人铭》
见本书第二章相关注释。和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所作的考父鼎铭文
见本书第二章有关论述。。按照胡适先生的说法，这种后来被称为“道家”的以柔顺克刚强的思想体系，实在是殷商民族的教士——原始的“儒”所奉行的处世理论与原则。“儒是殷民族礼教的教士，他们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下（西周王朝的统治），继续保存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他们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西周王朝统治下）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人的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教学……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儒的职业需要博学多能，故广义的‘儒’为术士的统称……老子也是儒。儒的本义为柔，而《老子》书中的教义正是一种‘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报怨以德’，‘强梁者不得其死’，‘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这些都是最极端的‘犯而不校’的人生观。如果‘儒，柔也’的古训是有历史意义的，那么，老子的教义正代表儒的古义。”
见《胡适文集第5册·卷一·说儒》。
结合先秦文献以及胡适先生的考证论述，似乎可以这样说：孔子适周所问礼的老子，其身份应该是居住在周室都城、为逐渐衰亡的周室所敬重并聘用的传承着殷商礼教文化的老儒。这位被称为“老子”的老儒与后世文献中记载的“老子”在精神面貌、性格举止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胡适继续论道：“关于孔子见老子的传说，约有几组材料来源：1.《礼记》的《曾子问》篇，孔子述老聃论丧礼四事。2.《史记·孔子世家》记南宫敬叔与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一段。3.《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应为《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一段。4.《庄子》中所记各段。 我们若依这个次序比较这四组的材料，可以看见一个最可玩味的现象，就是老子的人格的骤变，从一个最拘谨的丧礼大师，变到一个最恣肆无礼的出世仙人。最可注意的是《史记》两记此事，在《孔子世家》里老子还是一个很谦恭的柔道学者，而在《老子列传》里他就变成了一个盛气拒人的狂士了。这个现象，其实不难说明。老子的人格变化只代表各时期的人对于老子的看法不同。”
同上。
由笔者观之，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中国古代两大哲人的会面，实际上催生了中华民族延续至今的两大思想流派——儒家和道家。
如胡适所言，“儒”乃殷商民族的教士，而殷商是以祭祀卜筮立国的民族。历史上有“殷人多迁”之称。以往的研究探索了很多“殷人多迁”的原因，却恰恰忽略了殷人敬重鬼神、迷信卜筮这一主要政治行为特征。所谓卜筮，或以灵龟，或以耆草，而龟板之裂纹与蓍草之排列是一种随机偶然的现象，毫无理性逻辑可言，殷人按照龟板裂纹与蓍草排列的指示决定其军国大事，当然也只能作出一些令后人看上去很是不能说清原因的举动，频繁迁都就是这些举动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儒”是殷人的教士，在殷商之朝是祭祀的主持者，也是卜筮的操纵者，属于殷商的统治阶层。武王伐纣、周代商命之后，“儒”作为亡国之朝的统治阶层，自然也就丧失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沦为亡国之后大量存在的殷商遗民宗教文化上的教士和导师，“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
见《胡适文集第5册·卷一·说儒》
“儒”之字形从“人”从“需”，胡适解曰：“儒字从需，我疑心最初只有一个‘需’字，后来始有从人的‘儒’字。需卦之象为云上于天，为密云不雨之象，故有‘需待’之意（《彖传》：需，须也）。《象传》说此卦象为‘君子以饮食宴乐’。《序卦传》说：‘需者，饮食之道也。’《彖传》说：‘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程颐《易传》说此节云：‘以险在于前，未可遽进，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刚健，而能需待不轻动，故不陷于险，其义不至于困穷也。’这个卦好像是说一个受压迫的人，不能前进，只能待时而动，以免陷于危险；当他需待之时，别的事不能做，最好是自糊其口，故需为饮食之道。这很像殷商民族亡国后的‘儒’了。”
同上。
《礼记·曾子问》所记载的孔子向老聃问礼的内容，正是殷商儒者所操持的本业——丧礼的各种细节。而《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和《老子韩非列传》所记载的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内容，则已经是后世的那位名为李耳的“老子”撰写《老子》五千言之中所包含的哲学层面上的道家理论了。
有趣的是，孔子适周向老聃问礼之后，虽然对老聃之人赞不绝口：“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但是，问礼之后的孔子却没有遵循老子的教诲，实践其“深藏若虚”、守雌守愚、柔弱胜刚强的全身养生哲学，而是超越了自身生命的祸福得失，以自身为则，建立起了刚毅弘大的“君子儒”学派，彻底改变了殷商亡国教士所建立的以“衣食之端”和养生避祸为最高目的的原始儒学，为新“儒”设置了两个核心价值观念——“君子”与“士”的标准，即为“儒”的标准：
关于君子：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见《论语·雍也》。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见《论语·学而》。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见《论语·里仁》。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同上。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见《论语·宪问》。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见《论语·子路》。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同上。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 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见《论语·宪问》。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见《论语·卫灵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