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一百多年以前孔子的曾祖父防叔曾经走过的道路。不过，那个时候的防叔是为了避仇逃命，隐姓埋名在林木草丛之间向着东方逶迤而行；一百多年以后，孔子却是完全沿着相反的方向在前进，由东方走向西方，去寻觅自己祖先的来历。
孔子在宋国的经历除了《礼记·儒行》里面的“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一句外，并没有其他记载。但从这一句可以看出，孔子在宋国过的是一种合乎礼仪的生活。因之我们可以推想，在一百多年之后，当年的仇怨已经泯灭，宋国的贵族接纳了当年被害的宋国大司马孔父嘉的后代，并且给他提供了生活和学习的条件。孔子在宋国学习的应该是殷商古礼，因为宋国国君与宋国贵族都是殷商帝族的传人，所祭乃殷商先祖，所行乃殷商古礼。在这里，孔子拜谒了自己祖先的家庙，在家庙里发现并记载了先祖正考父铸鼎铭文，在返鲁时，孔子把这一祖先铭文带回了鲁国，使得这一铭文得以在鲁国传播。后来，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僖子临终前，对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引用这一铭文，说明孔子是圣人（正考父）之后，要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去向孔子学礼。
《史记·孔子世家》载其事发生在孔子十七岁，即鲁昭公七年。而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则生于四年之后的鲁昭公十一年。崔述、梁玉绳、钱穆等皆证此为史公之误。又孟僖子故于昭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四。孟僖子遗嘱让儿子就孔子而学礼，应该在这一年。
孔子在宋国以其好学知礼得到了宋国亓官氏家族的器重，得以娶亓官氏女为妻。
钱穆《孔子传》解亓官氏之来历，曰：“亓官氏亦在鲁，见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云宋亓官氏，则亦如孔氏，其家乃自宋徙鲁。”此解未能参阅《礼记·儒行》所载孔子“长居宋”之句，今不采。
孔子年二十结婚之时，去母亲逝世已满三年，此时的身份应该为由鲁国返回宋国的宋国已故著名贤相正考父的后裔，正在宋国学习先祖遗留下来的殷商祭祀卜筮文化。
周代贵族男子二十加冠，由父亲在宗庙里主持冠礼，先把头发盘成发髻，谓之“结发”，然后由来宾为之加冠。先加缁布冠，次加皮弁，最后加爵冠，分别代表治人、服兵役和参加祭祀的资格和权利。冠礼即远古时代之“成丁礼”，是贵族男子成年的标志。结发加冠之后，才可以结婚娶妻。
《礼记·冠义》曰：“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庙。行之于庙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这也就是说，贵族青年二十岁行加冠礼的地点，应该在家庙里举行，以示对先祖的尊敬，同时也是为了求得先祖神灵的护持。
《礼记·王制》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从大夫”，即无封地而仅食禄的大夫，有大夫之名而无大夫之实，实际上就是“士”。按照“周礼”的规定，“士一庙”，但叔梁纥去世之后，儿子孟皮因为跛足而不能子承父业，自然也就失去了“士”的身份，已经沦为庶人。而按照“周礼”的规定，庶人是不能立庙的。那么，孔子虽然由于埋葬母亲的机缘，获知了自己是从大夫叔梁纥的儿子，应该具有士的身份，但是，由于自己的家庭没有立庙，所以在鲁国连行加冠礼的地方都找不到。而孔子的先祖正考父则是宋国著名的卿相，虽然后代去国，或许旧庙犹存，而庙中还保存着那只刻有著名铭文的“考父鼎”。孔子的加冠礼，是不是就在其先祖正考父的旧庙之中举行呢？孔子虽然没有父亲，但在宋国却还有亲族，或许是宋国亲族之中的某位长辈代替父亲来为孔子主持加冠礼的吧。
但是，在宋国学习的过程并没有使得孔子获得求知的满足，反而收获了很多的失望。比起保留了大量西周礼乐文化的鲁国，宋国显然没有很好地保留殷代礼乐制度，所以使得孔子有了后来的感叹：“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
见《论语·八佾》。
在娶妻之后不久，孔子感到在宋国已经不能再学到更多的古代礼乐知识，便带上自己的妻子登上了返回鲁国的旅程。毕竟，鲁国才是他的生身之国，是埋葬着他的父母尸骨的土地，是孔子的父母之邦。结婚娶妻是人子之大事，结婚之后，携妻回到父母之邦，拜祭父母的寝墓，告慰父母的亡灵，是人子应尽的孝道。而鲁国保留了大量的西周礼乐文化，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孔子学习了一些殷商礼乐祭祀文化之后，更加感到了鲁国所保存的西周礼乐典章文化所散发出的那种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孔子由宋返鲁之事，并无文献记载。《孔子家语》记曰：“孔子年十九（应为年二十），娶于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鲤而字伯鱼。”既然结婚后一岁而生伯鱼，并且是因为得到了鲁昭公赐鱼而为儿子取名为鲤而取字伯鱼，说明孔子与妻亓官氏应该是在结婚后不久由宋返鲁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