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十八岁之前失去相依为命的母亲，是人生之第二次大不幸。
如果说第一次人生大不幸——三岁丧父之时，孔子尚处在人生的懵懂阶段，对痛苦缺少真正的体察能力，况且还有母亲站在他的身边，为他撑起一盖遮风挡雨的大树，那么当他十八岁之前失去母亲的时候，则要独自一人去清醒地品味人生的无常与艰难了。
孔子在母亲丧事的处理上，表现出足够的坚强、足够的责任感以及足够的对礼仪的理解与坚守。正是凭着自己的坚强、责任感以及对礼仪的清晰理解，孔子坚持为母亲争取到了与父亲合葬的权利，并在同时找到了自己的父亲（墓地），也找回了自己从来没有明确获得过的身份——士的地位。阳虎在季氏飨士的宴会对孔子的绌斥并不能真正阻止孔子的身份发生根本性地变化。当孔子在防山之阴把母亲的遗体与父亲的尸骨合葬在一起之时，孔子作为一个深明礼仪的孝子、一个意志坚定的少年男儿，其美名与事迹已经在鲁国上下传扬。同时被传扬的，还有被他找回来的身份——已故著名鲁国英雄、陬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
自此，孔子的身份正式由庶民转为士族。阳虎的绌斥对于孔子真正所起到的作用，是为孔子的学习和思想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在此之前，孔子的学习动力更多是为了获得身份的改变，通过学习“礼乐射御书数 ”这些贵族官学教育的小六艺技能，去实现身份的提升——由庶民上升为士，这也就意味着能够成为鲁国上层贵族的家臣，在那里谋得一份有着稳定收入的职业，摆脱跟着响器班做吹鼓手的生涯。
《论语·泰伯》：“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钱穆先生解此句说：“可见其时所谓学，皆谋求进身贵族阶层，得一职业，获一份谷禄为生。若仅止于此，是即孔子所谓之小人儒。”
见钱穆《孔子传·孔子之早年期》。
钱氏此解甚当。《论语·泰伯》所载“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之句，是孔子的后辈学生（曾子一系）追记孔子老年的教诲，意即“读书三年并不存做官的念头，这是难得的”。
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是孔子老年之后的经验之谈，当然也是对当时学风民俗的评价。孔子少年时操持“鄙事”职业以糊口，其求学的动力当然也只能是“谋求进身贵族阶层，得一职业，获一份谷禄为生”。实际上，古今中外，贫寒学子努力向学，其目的也都是获得阶级地位的攀升和稳定的职业收入，但这里面却也存在着高贵与平庸的分野，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分野。平庸者（小人儒）终生都保持着初始的提升个人地位和获得优厚报酬的一己利益之志向，这种个人志向在人生奋斗的初始阶段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但如果终生如此则为鄙人陋夫矣！他们即使读再多的书、做再大的官、拥有再多的财富，却始终不能跃出一己利益之志向，做事做人的最高原则永远以一己利益的得失为取舍，所以终其一生不脱其鼠目寸光，充其量是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一只硕鼠。即孔子
所说的“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见《论语·子路》。而高贵者（君子儒）则不同，当他通过努力学习满足了自己以及家人的基本生存需求，读书求名、做官发财这类目标便会逐渐淡出他的视野，他会把目光投向更高远、更辽阔的所在，在那里，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种最高贵的品质在熠熠闪光——公正而合理的社会秩序，大千世界的终极秘密，神秘绚丽的艺术之美，静默和谐的内心生活……
孔子是超越了个人价值目的的后一种人，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他就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为后世树立了一种高贵品格的基本标尺——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以上引文见《论语·子罕》。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见《论语·卫灵公》。
所以，当孔子获知自己本来就具有“士”的身份，前往参加季氏飨士宴会的时候，应该是满怀着自己身份得以提升从而进入贵族阶级的激动而来的。这个时候的少年孔丘，还停留在他后来所说的“小人儒”的阶段。被阳虎绌斥、受辱而退的少年孔子，在瞬间所感受到的，当然也只能是个人的羞辱与恼怒。这种羞辱与恼怒成为他继续学习礼乐文化的动力，成为他要去证明自己高贵身份的动力，成为他最终超越只会算计个人得失的“小人儒”、成长为以天命为己任的“君子儒”的动力——
从这一刻起，一种动力便在这个十七岁少年身上开始萌发，这种动力赋予他一种超越性的人生目的——不仅要证明自己的身份，还要揭露僭越者的真实嘴脸，还天下与人心一个公道。这种动力是由压迫而起的，是由侮辱而起的，但它一经萌发，就超越了个人所遭受到的压迫和侮辱，而进入一种社会理想的层面，变成一种超越性的人生目的和理想。也就是从这一刻起，那个“少也贱”的小孔丘踏上了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为天下找回应有的秩序与公道。
以上这些是在精神和思想发展层面的论述，而在现实中，失去了母亲、却意外地获知自己是已故陬邑大夫叔梁纥之子的少年孔丘，在季氏飨士的宴会门前受到阳虎的侮辱和拒绝之后，又该如何孤身一人在冷酷无情的鲁国土地上继续生存下去呢？
《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礼记·礼运》：“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乾坤焉。”
《礼记·儒行》载孔子回答鲁哀公说：“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
《孔子家语》载：“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鲤而字伯鱼。”
结合这四则史料，可以推断孔子曾经到过宋国，并且有一段时间在宋国居住。“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亓官氏”，应该更改为“孔子年二十”。
详见本书《孔子的诞生》一章有关论述。而在二十岁之前，孔子已经来到了宋国，结发、加冠、结婚娶妻都应该是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居住在宋国期间发生的事情。
孔子二十岁时居住在宋国并得以娶亓官氏为妻，应该不是刚刚来到宋国，否则不会这样快就得到亓官氏家族的青睐。合理的推论是：孔子十八岁之前葬母之后，获知自己是已故鲁国陬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具有“士”的地位，便前去参加季氏飨士的宴会，却遭到季氏家臣阳虎的侮辱。气愤之余，又兼母亲去世，自己在鲁国已无人可依，亦无可牵挂，便前往宋国去寻找父族的根源，因为孔子的父族原是宋国国君之后，孔子在找到父亲的身份之后，也找到了父族的来历。
可以想象，两千五百多年以前，未满十八岁的少年孔子埋葬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在找回自己贵族身份的同时却受到了阳虎的侮辱，一个人打点行装，满怀悲愤地徒步踏上前往祖先故国的旅程，去寻找自己先祖曾经的辉煌，也要去寻找自己家族的历史和个人前途的未来。从鲁国国都到宋国国都，约两百公里的路程，荒草萋萋，林木萧森，豺狼虎豹纵横出没，又兼戎狄杂居其间，那个叫孔丘的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少年，该是如何徒步跋涉这荒凉而孤寂的旅程呢？千古之下，我们已经无从得知。
